让信息公开的阳光照亮“涉密”环评报告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可能涉密，与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等并不相背，回避秘密部分或作技术处理即可。拒绝公开只不过是托辞而已。

　　重大建设项目环评报告是否应公开，这值得从环境法律中一探究竟，以澄认知。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一项在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要的环境保护制 度。该项制度源自1969年的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其针对需要上马的重大决策、建设项目等的环境影响，进行提前的评估与预判，从而可预防重大环境损害后果的产生。基于“预防胜于治疗”的原理，这项制度在而后几十年里风行于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并被多项国际公约所认可。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核心，是在重大发展决策中，保障公众在环境利益上的知情权、参与权与决策权。公众是环境利益的直接相关人、环境损害的直接承受人，他们的意志与参与决策，是体现环境公平与环境正义的关键因素。而公众参与项目决策可供参考的信息的重要来源，就是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但由于其专业性、技术性与复杂性，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并不能为公众所易懂，故公众能够读懂的一个简本在此显得尤为重要。

　　基于上述理由，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及其简本的公开，需要有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这是使环境损害对公众降至最低的关键程序性保障，是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必然选择，是现代行政决策民主与文明的一项重要标志。

　　2006年2月，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该办法在总则中概括性地规定了，公开环评信息是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的义务。其第二章“公众参与的一般要求”规定了如何公开环境信息，以及如何征求公众意见。第三章规定了“公众参与的法定组织形式”，包括调查公众意见和咨询专家意见、座谈会和论证会，以及听证会。

　　该办法第五条明确规定：“建设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在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过程中，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批或者重新审核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过程中，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公开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征求公众意见。”“应当”一词，充分说明，公开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是一种强制性的义务。

　　为实现这一强制性义务，《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还详细规定了保障公众参与的条款，如：建设单位或其委托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可以采取一种或者多种便于公众获取的方式，公开便于公众理解的环评书简本；建设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应当在公开简本后，采取调查公众意见、咨询专家意见、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公开征求公众意见。

　　因此，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以简本的形式进行公布，是一项建设单位环评机构的法定义务，也是一项公众获取信息的权利。然而，在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的强制公开报告书制度，也有一个例外规定，即“但国家规定需要保密的情形除外”。因此，许多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企业也会“灵活”运用这一条款。

　　早在2004年，云南怒江水电站项目进行建设开发时，曾因环境影响而被紧急叫停。但当环保组织要求公开环评报告时，却被告知怒江开发规划属国家机密，怒江开发环评报告也属于国家机密。2005年，浙江温州市有110多名水产养殖户的养殖池塘受多家重污染企业排放污水污染，温州市龙湾区环保局以商业秘密等理由，不允许律师查阅涉污企业的环评资料，而后温州市龙湾区法院判决，环保局做法无法律依据。江苏淮安沙钢集团淮钢特钢公司周围居民认为钢厂规划布局不合理，爆炸频发，噪声、烟尘等污染问题多年来得不到根治，于2011年6月申请公开淮钢的环评报告，当地环保局却答复“环评报告书由于涉及淮钢公司投资项目中的核心技术和商业机密”，而拒绝公开。2011年8月，江苏东台几个村的村民认为，江苏舜天高新炭材有限公司的项目造成污染，导致附近诸多村民患上多种疾病。该项目是在投产后才进行环评。村民要求调阅环评报告，得到的回复却是，“环评报告书涉及舜天高新的商业机密，不便满足上述要求”。2012年7月，因广西防城港市修路造成红树林被破坏，环保志愿者申请公开相关环评文件而不得，继而将环保局告上法庭，而当地环保部门在庭答辩称环评报告涉及“商业秘密”不予公开。

　　以涉密为由拒不公开环评报告，是运用环评报告例外条款的惯常策略，在现实中并不新鲜。但事实上，为了防止2006年《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中的例外规定被滥用，环境保护部2012年8月发布第51号公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编制要求》明确指出，为进一步加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和政务信息公开力度，更好地保障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要求报告书简本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主要内容的摘要以及公众参与篇章全文。报告书简本应简明扼要、通俗易懂，规范使用专业术语，尽量减少技术推导过程的描述。不应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等内容。公众参与篇章中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在公告时应作必要技术处理。

　　因此，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可能涉密，与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等并不相背，回避秘密部分或作技术处理即可。拒绝公开只不过是托辞而已。如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金涌所说，某类化工项目在中国已成为敏感符号，其解决之道还在于政府、企业和群众的沟通，项目信息公开透明，政府引导市民广泛参与企业项目的立项、评估和生产建设，“没有神秘了,它自然不会恐怖”。用“秘密”做托辞，永远也不能平复公众内心的恐惧。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