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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中国太泛政治化 每个人都在考虑国家前途

2013年05月21日15:21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王石:中国现在就是太泛政治化,每人都扮演政治家的角色,每个人都在考虑国家的未来前途。到美国你发现,我们中国老百姓对美国的了解,比他们对我们的了解强太多了。

 

  王石

  你在社会的影响力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大

  人物周刊:你刚才提到波士顿在爆炸案后良好的组织能力,现在中国在讨论社会公共议题时,很多时候都只是基于价值观的辩论和对骂。你游学两年多了,看问题的方法论上有了哪些新的工具?

  王石:why的问题必须用how的方法,方法论要非常清楚。现在中国很多事情正方反方辩论,可能强调的不是一个事儿,这就没法讨论下去了。我们现在更多讲的是意识形态,是错对问题,在西方更强调方法论,中国在学术训练上非常欠缺。

  人物周刊:因为有一套学术方法和工具,所以在方韩大战时你会选择支持方舟子?

  王石:对。你接受不接受他的观点是另外一回事,最起码在方法论上他没有问题。我质疑你,我从方法论上证明你写的东西和你父亲的关系,这只是一种方法。

  人物周刊:经历过2008年,你应该知道网络民意的波涛汹涌,我相信你肯定知道方舟子和韩寒都是有争议的人,你的表态会得罪很多韩寒的粉丝,而他们本来可能是支持你的。

  王石:开微博和博客的目的是什么?博得更多的fans,这是一种目的,更多时候你是用来交流的,要让别人知道你,你也知道别人。

  对我来讲,2000年之后各方面一直比较顺利,登上珠峰,企业也名气越来越大,当然你会感觉挺不错的,但2008那一年,网络一下子把你归零了。万科没归零,王石归零了。

  虽然你登上珠峰,但你的道德高度没有坟头高,这算说得比较理性的,更多的就是骂娘。当然会有失落感,也有情绪,也会纳闷这个世界怎么回事。

  互联网在中国前进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主流媒体还是有相当限制的情况下,自媒体,自我表达的积极意义远远大于消极意义。你也要认识到80后90后的情绪,那就是他们的想法。

  很多人会说既然这样,我不跟你玩了,不跟你们一般见识,很多名人采取封博策略。我也可以这样选择,但我不会。我是中国最早的一批BBS斑竹,博客与微博是现代传播非常好的一个方法。你封博对你是损失,他没有什么损失。

  过去有什么说什么,现在开始知道了你在社会的影响力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大。

  人物周刊:“捐款门”算是你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影响力比想象中还大吗?

  王石:“拐点论”时已经感觉到了。“拐点论”这是记者问的,我回应说认可,结果就成了王石的拐点论了。“拐点论”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言论问题,还有万科带头降价,对整个行业造成影响,上头也很在乎,这才意识到,之前想的只是洁身自好就行。

  人物周刊:你之前毫不讳言,在名利之间会选择名,2008年发现你的影响力这么大,心里会有一种暗爽的感觉吗?

  王石:我这人的性格,不会暗爽,我明爽。2008年,我意识到网络媒体的特点——澎湃而来,滔滔而去。你还在乎,可他说我都忘了你还在计较呢。你不能率性而说,你要从公司角度考虑这样说合适不合适,在这个时间点说合适不合适,不是说我知道不对装着没看见,因为交流就是要表达。

  方韩问题上,我不支持方舟子的观点和结果,我支持他辩论过程中使用的工具,这在中国现在非常缺。从这个角度来讲,方舟子是太缺少了,而不是太多了。他主观怎么想,那不重要。只有这么从方法论上分析,事情才能往前走一步,要不然始终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徘徊,非常可惜。

  南方报业一直坚持到现在,真的就靠一天一天这样往前走。一百年之后,可能就把社会改变了,但是指望三四十年改,那是操之过急了。我现在就是这个观点,跟你们办杂志一样,有时候你不得不说,但有时候要讲策略。我的微博有很多动植物的信息,一个人对动物都没有怜悯,对植物不感兴趣,他对生命会感兴趣?就真的有点怀疑了。我谈植物更多是从分类学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我是启蒙,这个社会何尝不是?

  人物周刊:你在做公司时一直提倡彻底学习西方,拿来主义,而中国一百多年来主题之一就是向西方学习,你在哈佛待了两年多,在你看来,国家和公司层面上,我们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王石:从方法论上看,至少刚开始时拿来主义是一条比较简洁的道路,但是仅仅拿来主义是不够的。因为你必须要回答你是谁,拿来主义没法解决这个问题。我现在开始在哈佛认真听中国传统哲学的课,这是原来怎么都没想到的,我怎么能学这些东西呢?

  因为你没法回答你是谁,所以现在还可行,但是下一步怎么办,会有问题。

  我已经到了老年,人到七十古来稀嘛。按照传统社会来讲,已经到了要进入一个你随时走都很正常的年纪了,突然你发现你要知道的东西太多了,你他妈的怎么什么都不知道,有点无知者无畏的感觉,这个反差特别特别大。到了这个年纪应该啥都知道了,什么都悟透了,人生无憾了。当然你希望再活得长点是另外一个事。你觉得人生该知道的都应该知道了,又突然发现……(摇头)

  人物周刊:这是到美国才有的感受吗?

  王石:对。

  人物周刊:你在哈佛学习中国的传统哲学,是要解决我是谁的问题?

  王石:文化大革命我初二,古文学得不多就中断了,以后当兵,工农兵学员,工作,反倒是一直有意识地接受西方的东西,有意回避中国传统,我的家庭本身就没有传统文化的背景。以前我也很得意,没受什么污染。所以拿来主义对我没有什么障碍,原来一直把这当成个优点。

  人物周刊:现在还会这么想吗?

  王石:不,这是你的短缺。你没有困惑,所以才会拿来就用。

  人物周刊:那你觉得拿来主义在国家和公司两个层面来说,应该怎么看?

  王石:我没有从国家角度考虑,我已经非常清楚把自己定位成企业家。企业家更多考虑的就是“匹夫有责”,有责是你怎么对这个企业负责。再扩大来讲,就是如何对行业有些影响力。如果再扩大点,我们能不能像日本战后的索尼、松下、丰田那样,不仅仅生产产品,成为畅销品牌,还能提供创业精神,对社会还有正面的影响,就到这,仅此而已。

  (思考)国家怎么样,国家命运,这是我很警惕的。

  人物周刊:你会思考,但是不愿意去做?

  王石:中国现在就是太泛政治化,每人都扮演政治家的角色,每个人都在考虑国家的未来前途。到美国你发现,我们中国老百姓对美国的了解,比他们对我们的了解强太多了。

  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关心,而且应该是真正研究政治学、国际关系、国家走向这个分类的公知关心,这是他们考虑的问题。当然还有政治家和领导人。

  因为作为董事长,你负责的是股民、员工,和你的品牌,这会产生利益冲突。你要是还有那个情怀,先辞职。

  人物周刊:那你现在还有吗?

  王石:我没有。

  人物周刊:这是你和过往的自己所做的切割?

  王石:我现在没弄清楚我是谁,我从哪儿来,但我最起码知道自己现在是个企业家,应该有什么思维方式,最大的能量是什么。和美国一战后的那代企业家相比,我们还是要去承担社会责任,做公益,这是分内的事。

  万科的名声对我来讲,要比能控制它,更性命攸关

  人物周刊:你在哈佛的两年半里,万科出现了安信地板、人事变动等事件,你作为董事长,怎么看?

  王石:我如果不在哈佛,就不发生了吗?万科这两年发生的事情,和我登山和去哈佛没有直接关系,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和我求不求学、登不登山没有关系的。实际上我交班之后基本的大政方针都确定了,万科如何专业化,如何在转型中一步一步往前走,2005年底我出的那本书,《道路与梦想》,我在后记上写万科已经没有故事了,你可以看着它就这样一步一步成长下去了。不是伟大公司,但已经接近伟大公司了。

  到2008年你才发现,真正的故事还没展开呢,换句话讲,离伟大公司差远了。突发的几个大事接到一块儿,万科的团队经受考验。你也看到有些企业家交班之后又回来了,我没有。有人问如果是这种情况,你会不会回去,我说不会接手,我不是说万科一定能渡过难关,我的逻辑是我接手一两年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

  如果他不行,你再维持两年,将来还是不行。如果他行,你接手只能证明你很成功,但没法证明不接手他一定是失败的。

  人物周刊:但如果你在万科的股份足够多,还会这么想么?

  王石:正因为我没有股份,所以更经不起挫折,如果我放手,一旦失败,就什么都没有了。如果股份是我的,我想接手,随时的事儿。对不对?我放手让你玩两年,我说接就接过来,好坏股份是我的,对不对?最大损失是我,我说了算。

  反而我是个职业经理人,也才万分之一的股份,这两年真坏了,就真没有机会了。换句话讲,万科的名声对我来讲,要比能控制它,更性命攸关。

  一个大企业,规模五六百亿,我控股了,再不行,顶多卖掉嘛。但对我来讲,万科如果不行,我可什么都没有了,输得光光的。

  说那么麻烦干嘛,万科走得怎么样?我这么放手还走得这么好,说明这本事太大了。长期玩,长期不在公司,公司还那么好,我威信还那么高,说明这是本事。

  我不喜欢意识形态问题,这就是方法论的问题。我和万科的关系若即若离。若离到什么程度呢,只要大股东暗示一下,说王石,这个年纪了,对不对,你辞职不当CEO多少年了,这董事长你不能老当吧?你是不是给人一个机会?只要大股东有这个表态,我明天就递辞职报告。

  万科是我创造的,虽然没有股份,但不能说绝对离不开万科。我可以离开。因为万科不是一个人的作品,是团队的作品。我种植的是DNA,而不是王石的魅力。东方文化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英明的君主在是一回事,不在就稀里哗啦。王安电脑当年并不比苹果弱,但你看王安的儿子接手之后,就稀里哗啦。这是中国文化和西方很大的差别。我王石玩什么谋略?没有。

  人物周刊:你说的DNA是一种什么东西?

  王石:现在没法证明,因为我还在。总有一天会证明的。你不可能永存,一定会离开,这是迟早的问题。只有离开之后才能证明。

  人物周刊:你一直都不否认自己和郁亮会有矛盾,而这外界特别感兴趣的,比如商业地产要不要做?

  王石:媒体很喜欢找第二代和第一代之间的矛盾。我说如果一切都是顺着我,我不会用郁亮。什么都和我一致,我干嘛用郁亮呢?

  第二,我希望看到他们的不同意见能把我否定,这是我的经营哲学。下面来反对我的意见,甚至把我否定,我总是以一种欣喜的心态来接受。你问我和郁亮有没有矛盾,没矛盾还有意思吗?在哪个公司,一把手和二把手没有矛盾的?都有。只不过你承认不承认,掩饰不掩饰。

  有矛盾,但掩盖着,等接了班之后再把前面的全部否定,中国不都是这样吗?干嘛等着你不当董事长的时候让人家否定你?我的道理很简单,阳谋。我接受你的不同意见,一定是他有他的道理,最后能说服我,我很欣慰地看到这一点。很多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当然也不全部,如果全部的话那我作为董事长也没有价值了。我当董事长就来证明他们是对的?

  人物周刊:最近一次他们证明你错的是什么事件?

  王石:事后的例子了。刘爱明,我们从中海挖过来的副总裁,非常优秀,他在上海做了两年之后,郁亮就非常希望能把他调到总部,当总部的首席运营官,我当时就不同意。我的逻辑是当时调整,上海受影响最大,后来就没有同意调。结果两年后,刘爱明辞职了。事后证明,他想回来,郁亮也安排这么调动,那时候如果调动他回来的话,他不会离开的。

  人物周刊:这个例子是你坚持了他们没坚持,我想知道他们坚持了而你没坚持的例子?

  王石:那也太多了。往美国公司派老总,我坚持要从公司挑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他在公司受过训练,语言上没问题,又了解外国文化的。到现在,我们在美国的老总是从海外直接招聘的。

  人物周刊:如果你没有到美国去游学的话,万科还会在美国和铁狮门公司合作么?

  王石:那只是时间问题。作为董事长,我就坚持三点:第一要搞住宅产业化,第二精装修,第三国际化。这么多年过去了,坚持就是我的价值。除此之外基本听他们的,不听他们就证明我是错的。

  住宅产业化的逻辑非常简单,万科规模经营,如何保证质量,如果没有产业化质量没法保证。住宅产业化就是要更多地用工业的方法代替手工,很多扎钢筋、灌混凝土都是手工做,现在更多来讲是在工厂里生产好运到现场去装配。汽车全是工业化的方法,你能说失去个性了吗?搞住宅也是一样,这在工业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在中国,就是因为曾经劳动力过剩劳动力便宜,所以用人工成本低于用工业化的方法。消费者对质量要求不是很高,先购买,越迟买越贵,根本不关心房子质量。我相信中国的消费者一定会越来越讲品质。等到那时候,万科再产业化就来不及了。

  现在我们3万人,物业管理人员2万4,管理人员差不多6000,工程师占到2500人,三分之一强。我们没有建筑公司,但我们工程师有2500人。这个企业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其他发展商根本没有意识到万科的本质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我的第二坚持是精装修。在工业发达国家,毛坯房,人家听不懂,那是个半成品。但中国70%提供的是半成品,万科现在几乎是百分之百。精装修很容易出质量问题。以前顶多装个宾馆,最多四五百套房子,已经很大的单了。万科一个单就2000套,在一个大城市一年就是一万套,整个公司一年要交10万套的精装修。这在中国,装修工业配合不上,万科的压力非常非常之大。

  第三点就是国际化。我去美国加速了国际化的进程。

  人物周刊:你很早就主动放弃了公司的股份,2005年你的年薪才只有60万,现在你是A股年薪第一高的董事长,1560万,万科的股权激励也在进行,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王石:2005年,我们销售额才120亿,去年1400亿,这首先是规模概念。第二,2005年的ROE(净资产收益率)才多少,现在多少?

  我们最好用理性工具来分析一下,逻辑很简单,当时我不觉得我的低,现在我不觉得我的高。从2005年到现在,还没有十年,但实际上万科是走了很大的弯路。在那个时候,经营规模没有万科大、经营能力也没有万科强的老总工资可能拿600万,但他们再也上不去了。为什么?他的规模上不去,黄金时间也过去了,理所当然要减少,而万科一直在增长。

  万科现在对高管真正的回报是期权,工资都是小意思。但是万科发期权,既可能得到了上亿的好处,也可能颗粒无收。万科对自己人非常严苛,我们现在的期权和公司业绩、经营的增长是非常密切联系的。

  我当时就值那个价。现在带承包性质的,我超过完成多少,给我提成多少,也没说给多。我们去年交税就交了140亿,这样的董事长在美国至少1400万美元。我当年就把股份放弃了,我和团队是共进退的,不能说是给我很高,下面人给很低。我跟郁亮差得不是很大,郁亮和下面差得也不是很大。我们非常坦荡,该交多少税交多少税

  所以我非常同意从方法论上来把握万科,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命题。不要谈大道理,就从方法论是怎么考虑的,为什么这样去做。

  人物周刊:你刚才提到跟郁亮的关系,你交往过非常多的中国企业家,我想请你分析下什么时候,中国的企业家能过了权谋这一关,要等到你们这一代人都退去吗?

  王石:不知道。关于这方面,我是个另类,我想中国需要一百年?

  人物周刊:那就不止是你这一代人过去,连我这一代人也要过去了。

  王石:那当然,三代之后吧。第一,要不要改,我觉得需要。第二,更需要时间。所以急是不行的。

  人物周刊:说到底还是向西方学习的一个过程。

  王石: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西方的产物。短期来讲,权谋马上见效,但从长远来看是浪费资源。如果要改变文化,就相当不容易了。

  红十字会要对郭美美事件有个交代

  人物周刊:如果今天让你给红十字会提建议,你会说什么?

  王石:红十字会是官方的,但基本是一个国际的非盈利的NGO组织,和传统的那种完全是官方派生出来的NGO有很大不同。它的作用非常大,它的能量、覆盖率、扮演的角色,是没法取代的,而且还是国际上的联盟。如何取信,很简单,透明度。

  人物周刊:5年过去了,似乎改变不大?

  王石:现在还要说透明度,再有就是要对郭美美事件有个交代。红十字会的组织系统和能力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不用,是中国的损失,这应该是非常明确的。

  人物周刊:我们也希望红会采购物品不要比市场贵几倍,也别用到不该用的地方。透明度能解决问题吗?

  王石:应该就可以避免了,NGO组织有NGO组织的逻辑。贪污腐化什么社会都有,包括透明国际排前面的挪威、丹麦、芬兰、新加坡,照样有贪污,只不过是程度多少。

  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NGO的问题。这是中国从传统、近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问题。给你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为什么中国的一些企业在国际上容易被攻击,说你有军方背景,如果这家企业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可能就比较容易来辩解,不透明,就没法说。

  如果你的市场是国际化市场,显然成为上市公司是非常重要的。有会计事务所来审核,每年披露报告,甚至有公司专门狙击你、做空,各种考验。为什么万科到美国投资非常容易呢,我们不是一个美国上市公司,但我们发B股,虽然B股已经没有什么发展的余地,但是每年都要到香港去路演,每年都要在国际舞台披露信息,每年都要到华尔街和波士顿的老基金去解释,因为他们手头拥有你的B股。

  人物周刊:这次雅安地震以后,我们发现,无论是中国企业,还是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在公益上的表现和汶川相比,差别不大,好像这5年来,中国企业做公益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王石:在我看来,改变还是相当大的,应该说比第一次要冷静多了。以万科为例,我们还是200万,没有说马上要改500万、1000万,没有像第一次捐200万弄得灰头土脸。

  第二次要比第一次冷静得多,一些外资企业急于马上表态,那是有,总量来说少。尤其从现金来讲,据我了解还没超过10亿吧。

  人物周刊:你在书中含蓄地提到有些中国企业的民族主义问题,你们这一代企业家汇聚了几代人的精英,为什么遇到困难时还是会马上想到民族主义?

  王石:爱国主义很容易变成民族主义,比较狭隘。没什么不好,但狭隘了就有局限性。中国经济过去一直是封闭的,改革开放,加入WTO,显然仅停留在民族主义上是不够的,必须是国际主义。中国文化有局限性,香港是一个国际港,香港上一代的企业家,上至李嘉诚、邵逸夫,基本上他们的公益慈善是局限在中国人身上。就没有国际主义的成分。你如果以全球为市场,慈善公益也应该是全球性的。

  人物周刊:所以说,还是时间问题。

  王石:对,要过这一关。

  人物周刊:你不觉得做好产品才是真正的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而不是说你捐多少钱的问题,尤其是经历了三聚氰胺事件。

  王石:有联系,但还是不要混为一谈。企业首先要对产品负责,这和社会责任有联系,但还是要分开谈。无论你企业做得怎么样,做公益总是好的。你不能说企业还有伦理道德问题,就没有资格做公益,还是不要问动机。从技术层面来讲,不要去问道德,不要问你的钱怎么来的。能做善事,有怜悯之心,会反过来影响他的一些决策。

  第二点谈到企业的产品责任,这是一个行业的选择问题,他这样做迫不得已,因为这个社会就这样,对不对?万科不行贿,这是个选择。你完全可以有理由说大家都在行贿,行贿成为潜规则,你不行贿怎么存在下去呢,这可以成为一个理由。但对我来讲,这不能成立,我宁可经营不下去。

  三聚氰胺当年是一个科学发明,中科院下面的一个三等奖,成本竞争的压力加上市场的需求,突然这样地旺盛,就像挖个坑就能赚钱。换句话来讲,在企业道德上,最起码乳业并不比房地产业的道德更低。

  自由市场经济下企业家如何成熟,你不能对他们太苛刻,应该多看他们的闪光点。从社会心理学上来说,人都是一半天使、一半魔鬼,看你往哪方面引导。中国很多时候就用伦理道德来判断,对中国企业家始终是道德批判,工农兵学商,放在最末的位置,骨子里是这样一个东西。

  让农民工进城是最大的改革红利

  人物周刊:有政治家提出要让普通老百姓分享到改革的红利,这当然很好,但在中国,会让人担心如何把分享改革红利和培育这个国家的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对接起来?

  王石:这不是一个比较关系,你可以理解富人财富太多了,重新分配,你也可以理解为税收太高。

  人物周刊:你觉得改革红利应该怎么分享?现在中国出现新的移民潮,你劝大家别移民。

  王石:移民是私有财产得不到保护的问题。真正的红利是如何让农民工变成城市人,就以北京为例,如果你现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变成北京城市户口,北京城里人一定反对,小孩上北大清华的可能性要小多了,首先他们就不接受,还谈不到企业家,真正的冲突是在这里。

  人物周刊:你是指平权吗?

  王石:这和平权没关系,和民权有关系。我们知道美国在60年代黑人的民权运动,就是黑人和白人有同等的权利,同等坐车、上学、去餐馆吃饭,这是最基本的,是你作为一个人的权利。在中国何尝不是呢?我们不是黑人和白人,我们是农民和城里人。农民进了城,在城里创业,在城里纳税、创造价值,孩子不能享受一样的上学的待遇,看病时不能一样,这就是非常明确的不平等。一个是一等公民,一个是二等公民。

  人物周刊:这是你的中国梦吗?

  王石:这不是我的中国梦,这难道是梦吗?我不用做梦,这就是现实。在我来看,首先让农民和城里人一样平等,这个社会真正的进步,才能说上开始。不改的结果你想想,两三亿农民工的后代,他们也回不到农村去。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城镇化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吗?你之前强烈反对造城运动。

  王石:我只能说很清楚现在城市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这是当务之急。第二个你从方法论上来讲你可以简单算个账,平均下来差不多一个农民工要变成城里人,福利差不多是20万,3亿农民工,这个是天文数字,政府再不缺钱,也是不可能的,但比如说已经在城里打工10年的,正经交税5年以上的,可以先成为城里人,这个是可以做到的,这是渐进的、分批的。

  中国农民工,只要看得到希望,他不会对城里人造成那么大的冲击。中国农业税不就一个红头文件解决了吗?你算算收益,不就是500个亿吗?为收这500个亿的投入都不止500亿。

  从某种角度来讲,你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讨论没有什么意义,你不如来做好企业,对社会进步才是推动。长江上游的金沙江,两边峭壁上面的一股股潺潺的流水汇聚起来就是滔滔江水,你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人物周刊:可是你看现在报考公务员成了大学生第一选择,报考人数一年比一年高,这个国家的企业家精神似乎越来越稀缺。

  王石:你从经济角度来讲,它是个效率问题。研究日本很有意思,日本也是这样,左-右-左-右(小幅度手势摆动),中国是这样左——右(大幅度手势摆动),幅度要大得多。

  从历史角度看,我不相信国进民退会继续下去,因为不符合全球一体化,不符合商业逻辑。我提出的问题是在下轮的国退民进时,企业有没有做好准备。我和很多企业家交换过看法,这是我的看法。国进民退我们的销售额还1400亿,如果国退民进了,你还想怎么着啊?

  人物周刊:如果说登珠峰代表了人生的高度,你所理解的人生宽度是什么?

  王石:我过去是把登珠峰当成一种理想境界,所以准备三次登珠峰。第一次上去2003年,对我个人意义非常大。2010年第二次,个人理想和环保生态结合起来,做零垃圾排放。当然想着70岁的时候再登一次。

  2011年到哈佛之后一年,就决定放弃第三次登珠峰,不是觉得头两次没有意义,而是到哈佛学习,对自己有重新审视重新认识,感觉到在追求知识方面,尤其在东西文化交流上,还需要很多学习,而且挑战完全不亚于登珠峰。学习到什么时候算是有个尽头?在哈佛,除了第五学期,学习之外没有时间,就是公寓到校园。如果要准备第三次登珠峰,保持状态至少每年要登一座8000米的山峰,还得6000米啊4000米啊实施训练。

  我权衡了一下,按照现在的学习计划,不能登山。人生有比较的时候,你必须有所放弃。我非常明确学习知识的目的,为了个人修为,同时你要用到生活当中。

  我给自己定位是“百战归来再读书”,读书是为了去当老师。中国未来的希望是年轻人,年轻人的希望在教育,但是你看现在教育的现状。我希望和更多年轻人去交流,而不是像泛泛地讲两个小时拍拍屁股就走了那种。

  人物周刊:那你想过会用什么样的方式退出公共视线吗?

  王石:这本身是个悖论,我退出总经理,一直希望在商业上,郁亮他们扮演我的角色,很多NGO和行业协会希望郁亮来扮演过去我的角色,但从社会世俗来说,都觉得应该是董事长对董事长啊,你怎么弄个CEO。接受你们这样的媒体采访,如果不是朋友安排,我基本是不会接受的,我有退出视线的想法。

  去年那个“红烧肉”,被消费被娱乐,但终究证明你这个人在社会上影响力还在,我接受你们采访本身在增加影响力,而不是在减少。

  我喜欢拍广告,不是免费的,广告费捐给泰国做儿童先天性心脏病治疗的。

  就人生来讲,一定要明确几点:你在社会的影响如果别人能扮演,你最好不要扮演,因为到了这个年龄,年轻人取代老年人,这是逻辑规律。

  我在哈佛的学习对这社会是有进步意义的。现在有很多企业家也说想去学,我听了非常高兴,因为我让更多企业家去学习、去掌握方法论,对这个国家和民族是有好处的,所以说你有影响力也没有什么不好。

  如果没有2008年,去年我也不会处理那么从容。比起2008年,那算什么?不就是红烧肉,说来说去嘛,还有什么?

  人物周刊:是啊,有什么呢?

  王石:就是对你的隐私感兴趣嘛。(长时间沉默)我觉得中国现在处于一个特别的时期嘛,千年不遇,简单来讲就是个城市化的过程嘛,你要考虑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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