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到底是谁的？

　　奥斯卡获奖大导演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最擅长将层层寓意暗置在情节和画面中，让主题在喧嚣后闪现。上海家化为补偿国企退休人员设立的所谓“小金库”牵扯出长期困扰国企的大问题：怎样计算企业员工的劳动贡献？如何分享成果？企业到底是谁的？

　　资本有无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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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赋独有权”？

　　知识社会与工业社会的一个根本不同在于员工的智慧、天分“资本”创造了巨大的价值。但是，股份制企业结构仍然按照450年以前的模式让金融资本垄断占有剩余价值。

　　在质疑资本对企业的绝对拥有权上，2位加拿大学者，罗杰·马丁（Roger Martin）和巴肯（Joel Bakan）的论述最受瞩目：前者借用多伦多大学商学院院长的地位倡导改革美国式金融资本主义，让企业回到实体经营的本分上，认可员工的人力资本与投资人的金融资本对等的回报地位；后者通过历史回顾说明资本对企业的拥有权是历史现象，并非与生俱来的天赋神权。

　　从1564年英国皇家矿业股份公司成立算起，大约450年的股份制资本主义经历了旧资、新资、后资和社资四个阶段。直至20世纪初，旧股份制资本主义始终为自己的合法社会地位而挣扎。1690年到1695年间，在伦敦伦巴德街附近小巷内交易的股票只有93只，三年后还剩20只。1720年，英国国会通过“反泡沫法”（the Bubble Act），严禁随意组建股份公司。这一禁就是50年。《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也是股份制资本的反对者之一。

　　北方的枳到南方变成了橘。

　　随着美洲新大陆的开辟，股份制资本制度被引入美国。为吸引外州资本，新泽西州和德拉瓦尔州率先推出“有限股份制”，设定风险底线，放宽经营许可，并给兼并与收购松绑。20世纪初，伴随着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固特异轮胎、通用汽车等超大型公司的成长，股份制新资本主义在欧美蔚然成风。那时，人们对新兴的资本洋溢着崇拜之情，以至于通用汽车第八任总裁斯隆（alfred p. Sloan）自豪地宣称：凡是对通用有益的，就是对美国有益的。

　　二战后，欧美社会对资本的力量充满矛盾的心情。1962年，卡森（Rachel Carson）一本《寂静的春天》掀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它让人们看到资本疯狂追求利润的可怕一面，特别是环境污染等巨大的负外在性。但资本拒绝为所制造的社会成本埋单。 同一时期，先有撒切尔，后有里根，英美政府推动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股份制资本制度进入自我批判、自我矛盾的后资本主义时期。

　　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摧毁了人们对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制度的崇拜。人们开始在全球寻找不同的经济制度形式。北欧四国（丹麦、瑞典、挪威、芬兰）的社会资本主义显现出不一样的活力。福利共享、政府参与、社会创新、积极全球化、控制财政赤字成为它们显著的成功因素。股份制资本受到多种社会政策和法律规范的制约，并不再是左右社会资源分配的独大力量。

　　回顾历史才能清理我们对资本的迷思。资本的产权地位和决策权随社会历史环境的条件变化而变化。它从来就没有“神权天授”的地位。

　　总之，企业是制度的。所有制形式和治理结构必须和变化的社会制度条件相适应。没有通用不变的万能设置。

　　多元社会的多重产权形式

　　上海家化主要为补贴改制前退休员工设立的“小金库”凸显了单一股份制产权形式的不足。它的现行主体没有容纳国企的历史发展特征，没有兼顾退休员工过去的贡献。它给其他企业未来改制的教训是，不要把产权清晰作为唯一的目标。

　　清晰的产权有利于厘清公共成本与企业成本，有利于处理各类交易成本，有利于建立合适的治理结构。这是从科斯 （R. H. Coase）、诺斯 (D. North) 到威廉森（O.Williamson）的新体制经济学观点的主要部分。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不反对建立和使用多元化，非市场形式的治理结构。

　　欧玲（E. Ostrom）将多元经济制度和治理结构推向新的高度。她建议多关注“共享资源”（common pool resources），多创造各种各样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s）来促进资源利用和福利分配。

　　上述诺贝尔奖经济学家的观点都有实例。北美保留了很多“合作社”（Co-op）形式的超市、银行和零售店，如“山地装备连锁”（Mountain Equipment Co-op）。它们是会员拥有、会员共享、专业运营的企业。洛杉矶的“慈善天使”（Charity Angels USA）是一家介于营利与非营利之间的组织。它招募140多位花容月貌般的爱心女性，专为各类募捐活动做现场促进。天使都是志愿者，但不免费。

　　经济体制没有普遍适用的单一模式。甚至同类股份制资本结构也有差异化的版本。在北欧，赫尔辛基市政当局按区域发展规划资本介入需要扶持的技术和产业。丹麦和瑞典的公营事业民营化，国家让渡部分管理权和拥有权给私营公司。他们的成功经验表明，产权清晰与多种制度规则并行不悖。社会文化历史背景改变后，企业必须设计对应的治理结构。

　　横店模式的启示

　　正在演绎的上海家化与平安信托之冲突具有典型意义。它说明企业必须创造性地选择制度原则，必须尊重自身的历史条件，而不能简单套用现成的方法。相比之下，横店集团就自我选择和创造了一个成功的治理结构模式。

　　浙江横店是中国著名的虚拟世界，许多大导演在那儿拍摄电影。在现实世界，那儿最大的导演应该算横店集团的创始董事长徐文荣。横店有60家子公司，425亿资产，三家上市公司，1000多家关联企业。但横店集团产权本体却是一种独有无二的形式：社团所有制。徐文荣把它描述为劳动者联合体，劳动型公有制。它的资产共有，不允许把资产分割量化到个人。在那儿，企业是社团的。

　　远处偏僻乡下的横店摄影基地源起谢晋导演拍摄《鸦片战争》的外景需求。发展起来后，村里的领头人徐文荣审时度势，把集团资产分为存量与增量两个类别。作为本体的原始存量是所有成员共同劳动创造的，所以它是“共创、共有、共富、共享”。增量则按照后来的市场特征做到资产量化，与资本市场接轨。横店集团本体的“四共”充分尊重企业历史发展过程，圆润地与中国社会制度环境特征接轨。它对内凝聚了创始社员的意愿，对外方便调度政府和社会资源。徐文荣在选择中创造的制度优势是横店模式成功的奠基石。

　　西蒙（H. Simon）总结经济学为研究人类社会选择与决策的科学。它包含事实与价值的判断，而且价值判断是引领力量。目前，共同追求、共同分享是中国社会的价值判断，它理应主导不同企业的制度设计。

　　（作者为加拿大莱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项目特聘教授）

　　作者：鲍勇剑来源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