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小康：口罩，后安全时代的行为艺术

　　大街上戴着口罩的人脸如一张张假面，熙熙攘攘交错重叠，就像是一种后安全时代的行为艺术，寓意就是关于文明发展的理想主义观念走到了尽头。

　　2012年在玛雅人世界末日预言之后，似乎所有关于末日的惊慌和幽默调侃也都如同其他节日一样过去了。然而进入2013年时，我们却好像遇到了实实在在的麻烦：从雾霾、沙尘到上万头漂浮江面的死猪，感觉就像好莱坞末日大片中的景象。这次不是预言和电影，一个证明这一切都真实存在的图像是，大都市的人们越来越多地戴着口罩出门了。

　　为了保护呼吸道健康而戴口罩似乎是太正常不过的事，似乎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在当今大都市中，口罩几乎变成一时风尚就值得注意了。事实上对于如今已经熟知的PM2.5这样的超细污染物微粒和无处不在地弥漫在都市上空的雾霾而言，人们用口罩来保护自己的健康比溺水者抓住的一根稻草更加无济于事。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戴起了口罩，在这种看似聊胜于无的自我安慰行为中，透露出一种无奈。

　　事实证明，弥漫帝都的雾霾只是2012之后新一轮生态噩梦的开始。随后的风沙和漂浮在黄浦江上的死猪一再侵蚀着人们的健康安全阈限，所有的解释都那么不知所云，所有的应对手段都那么软弱无力，而匪夷所思的突发状况不断出现，使公众的情绪逐渐从惊恐、愤怒变成了无可奈何；网上铺天盖地的批评、抱怨中越来越多地混杂了恶谑和幽默。就在当戴着口罩上街成为一种时尚时，人们已经在有意无意之中被迫放弃了对安全的真实需要。口罩其实变成了表达无可奈何情绪的一种服饰符号。这可以说也是一种幽默，但这种幽默并非轻松一刻式的机智愉悦，而是被沉重的灾难感挤压转移和升华出来的苦涩快乐。20世纪中期美国文学中曾经有过一种“大难临头的幽默”即黑色幽默，今天我们面对灾难而产生灵感和苦涩的笑料就是类似这样的黑色幽默。

　　微博上转载了一段美国一位电视主持人的脱口秀视频。这位主持人在谈到上海黄浦江上的死猪时调侃说，官员们怀疑江中的死猪可能是病死之后被上游养殖户扔进去的；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可能是有人在玩世界上最大的“愤怒的小鸟”游戏。在这段视频之后的跟帖中似乎没有预想中那么多对美国佬幸灾乐祸的愤怒，更多的却是自嘲式的幽默。

　　面对层出不穷的健康和安全问题，人们不断批评政府的不作为和监管的缺失。当然凭良心说，政府在一片质疑和问责声中也未尝不想努力追查问题的症结以寻求解决的办法。但无论如何，即使每一次危机有可能得到解决或缓解，也没有任何人可以预见下一次会发生什么。我们逐渐认识到盲目追求物质产品增长的极限和灾难性后果，却无法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最多只能减缓恶化的速度，而且就连这一点都很难做到。具有实质意义的安全感似乎正越来越远离当代人。戴一只几乎没有任何作用的口罩成为大都市街面风景，意味着人们开始有意无意地默认了安全需要的放弃。

　　按照马斯洛的心理学，安全需要是人的心理发展中仅次于生存需要的基础需要。然而文明的发展在促进人格结构的上升过程中，作为基础的安全需要并没有得到巩固，却反而在逐渐削弱。文明发展的动力是追求更多的满足，但结果却是造成了根本性需要的缺失。当这个悖论逐渐发展，逐渐浸渍了人们的意识、情绪和生活态度时，就只能以从容淡定的黑色幽默来应对了。

　　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我们正在进入的是一个越来越不安全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人们的安全需要越来越趋向弱化的时代。SARS爆发以来，人们对各种安全问题的反应似乎越来越敏感；但与此同时，对保证安全的信心却越来越匮乏，对各种威胁的反应也越来越淡定和娱乐化。可以说这是一个“后安全时代”。大街上戴着口罩的人脸如一张张假面，熙熙攘攘交错重叠，就像是一种后安全时代的行为艺术，寓意就是关于文明发展的理想主义观念走到了尽头。与这件艺术品相映成趣的是另一个概念艺术：想象浦江上游一场巨型“愤怒的小鸟”游戏未来层出不穷危机的应对，需要的不仅是智慧和行动，还要有大难临头时的幽默。换句话说，我们不再可能期望消弭所有的危险。我们不得不在具体的应对、挣扎过程中调适自己应对灾难的精神素质和能力，在每一次危机来临时，学会假面游行和玩“愤怒的小鸟”。(社会科学报 第1360期 第8版)

　　作者：南京大学 高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