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文集》读后感：时间验证思想

　　三卷本《吴敬琏文集》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全书近150万字，分平装本和精装本两种。即使是平装本，拿在手上也觉得太重，更不要说精装本了。

　　正因为书的篇幅比较大，我很担心热心读者未必很多。但是，这种顾虑很快就打消了。样书一出来，中央编译出版社就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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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给社会科学研究者，征集学界对这部书的意见。梁小民、姚洋、周其仁、徐友渔等教授都表示，认真读了这部书，而且对书中内容做了很有意思的评论。这些老练的读者，几乎不会浪费时间去读空洞无趣的书本；既然他们“一篇接着一篇看，看完了”（周其仁语），那一定因为书中的内容很有魅力。

　　作为这部书的特约编辑，我在编辑过程中也读了这部书，想在这里谈谈读书体会。虽然有些琐碎，可也许会对别的读者有点用呢！

　　顾名思义，这部《吴敬琏文集》并非全集。其中只收录了作者1980-2012年间（也就是吴敬琏老师50岁以后）单篇文章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专著中仅选取了《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和《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两书的极少数章节。

　　近年来，薛暮桥、马洪、桂世镛、高尚全、杨启先、乌家培等人的文集陆续出版，这些文集整理得很好，相当系统地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历程。中央编译出版社将《吴敬琏文集》纳入“当代中国思想家文库”，需要遵守文库统一的标准，特别是篇幅不得超过三卷，内容要符合文库所要求的“中国化、原创性、现实感和影响力”四个标准。因此，这部文集是吴敬琏老师按照文库的统一要求，舍弃了大量不那么精炼或相对次要的文章后编出来的。为了说明这一特点，我们可以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关于价格闯关。1988年的价格闯关是改革史上影响深远的事件。吴敬琏不仅在几次决策咨询会议上，对宽松货币政策与价格放开这样的政策组合提出异议，而且写了多篇报告和论文论述价格改革必需的宏观经济条件。这套文集仅选择了两篇，一篇是当年4月的《控制需求，疏导货币，改革价格》（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924-929页。以下引用只注页码），这篇文章的标题非常清楚，反映了作者关于价格改革的基本思路，文中也明确指出，“积极进行价格改革，但不改变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一种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的选择” （第925页）；文集收录的另外一篇，是7月完成的《从1988年上半年经济状况看价格改革的环境》（第423-420页），那时中央已经决策价格闯关，该文开宗明义，提出“在各个方面绷得很紧的情况下，价格改革很难取得预期效果。”（第423页）既然这两篇文章已经反映了作者的基本看法和主要论据，其他更详备的论述也就没有收进书里。

　　第二个例子，关于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一份通过对“计划经济”的再解释确立商品经济为改革目标的重要历史文件，但这份文件仍将“市场经济”作为贬义词使用，称“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从1987起，一些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商品经济”一词未明确反映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因而不如“市场经济”概念准确，希望将改革目标模式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吴敬琏老师也有同样观点。他1988年与胡季合写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一文， 先在广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研讨会”上介绍，不久又摘要发表在《人民日报》。但是，这在当时并未成为共识，而且在1989年6月后，连“商品经济”的提法也成了问题。所以，这篇作品并没有产生重要影响，重要程度不及作者1991-1992年的论述，文集也就没有收录这一篇。

　　第三个例子，关于全书的分篇结构。整部《吴敬琏文集》分为8个专题：（1）综论改革和发展；（2）改革的整体推进战略和方案设计；（3）企业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4）经济发展方式转变；（5）宏观经济态势和政策研究；（6）维护社会公正，抗击权贵资本主义；（7）法治、民主与公民社会建设；（8）经济学与中国改革。每个专题辑为一篇，按照写作时间先后排列顺序。这8个专题，不仅涵盖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主要方面，而且对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公民社会的协同关系有深入的阐述。其实，吴敬琏老师交给出版社的稿子，比这个8篇结构还多一篇，内容多出20多万字。出版社担心文集篇幅过大，建议作者压缩。这样，吴敬琏老师就整体删除了原定的第九篇。这一篇原题“关于人和书”，主要是对一些人物和书籍的评论。相比前面的8篇，这些文章可读性更强，但重要程度确实稍弱。所以，吴老师做出了放弃这一篇的决定。

　　经过作者精心编选，收入《吴敬琏文集》的作品也就相当整齐。相当一部分内容，已经成为改革史上的重要文献。

　　这种情况很多，这里只能举有限的几个例子：《对上海发展战略的几点意见》（第673-681页），不仅反映了作者参加1984年8-9月国务院振兴改组上海调研组（时任文件组组长）工作形成的思想，而且是为随后召开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战役研讨会”准备的总结讲话稿，对新的上海发展战略有重要影响。还比如《当前货币流通形势和对策》（第873-883页）报告，是1985年初货币当局出台宏观紧缩政策的基本文件。《单项推进，还是配套改革》（第313-314页）中的改革建议，已经纳入“七五”计划。《近中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整体性设计》（第461-470页）和《关于公司化》（第556-566页）的重要内容，则被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出台的整体改革方案吸收。《对诸城小企业改革经验的看法》（第590-595页）、《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第596-611页）和《对经济形势的估量和放手发展中小企业的对策建议》（第618-624页），都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所有制布局调整的基本文献。

　　当然，书中有些文章，也曾引起很大的争议。如《关于当前经济形势讨论情况的汇报》（第917-923页）和《关于改革战略选择的若干思考》（第338-358页）都曾引起强烈的批评；《股市七题》（第1071-1100页）本身就是大争论的产物。耐心的读者还可以从书中找到很多类似的文章。

　　除了这些有文献价值的文章，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我对书中的几篇文章格外有兴趣：

　　一是1986年的《试析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及其基本矛盾》（第682-714页）一文。这是学术味道颇浓的长篇鸿论，其中除了强调二元经济模型对理解中国发展战略的基准作用，最让我格外感到惊讶的是这样几句话：“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应当坚决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实施出口导向战略比较成功的国家，总是在将本币进行较大幅度的贬值，让出口企业在一个大致平等的条件下展开竞争，而国家不再以补贴等形式过多地堆企业进行不规则的干预。”（第711-712页）如果与改革史对照，这段话就格外有意思了。1994年1月1日，外汇双轨制实现并轨，人民币汇率大幅度贬值，中国出口从此开始持续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则走上出口导向型道路。但在出口导向战略取得重大成就后，作者从2004年起，开始反复强调人民币长期低估的多重消极后果，呼吁改变出口导向型战略（第991-993页；837-851页）。

　　二是1985年的《再论保持经济改革的良好经济环境》（第892-908页）一文。我对这篇论文很感兴趣，因为这篇论文强调了宏观经济稳定政策与深化改革的密切联系，特别引用了弗里德曼《论通货膨胀》一书对德国“二战”后所谓“艾哈德奇迹”的解释：“所谓艾哈德的经济奇迹，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取消了物价和工资的限制，允许市场自由活动，同时严格限制货币的总量。”（第895页）从此之后，作者不断改进对这句话的翻译，最后形成了“管住货币，放开价格”这一著名论式，多次运用于中国宏观经济和价格改革的讨论。有意思的是，弗里德曼1988年9月访问中国期间，曾向当时的领导人提出书面建议，这份建议中包含了相同内容，连措辞都与吴敬琏老师引用的那句话非常近似。

　　三是1995年的《 “新三会”与“老三会”》（第573-576页）一文。这是一篇篇幅不长的对话录。所谓“新三会”，指企业公司化过程中建立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所谓“旧三会”，指党委会、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我之所以觉得这篇文章有意思，是因为作者把本土公司治理运动与邓小平著名的“8•18讲话”（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精神结合起来了，认为国有控股或国有独资企业的双层决策结构不当。照作者的意见，国企改革应贯彻“8•18讲话”精神，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和公司化的要求，处理新老三会的关系。而目前依然流行的做法，却是国有企业恢复党对企业的领导，党委先做决定，然后再付董事会表决通过。如果董事会不同意，再报上面裁决。在这种决策结构下，企业的剩余控制权依然属于政府，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很难建立起来。

　　四是2012年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第299-312页）一文。这是一篇纪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周年的专访。文中除了回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改革目标模式以及这一目标模式的准确内涵，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作者说，“政治体制改革包含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和实施宪政三项基本内容。……从远大目标来说，实施宪政当然是最根本的；然而从实施重点和实施步骤来说，我觉得可以先从法治入手。……像在最近的大案中暴露出来的那样，由于审判独立、法官只服从法律的制度受到行政权力的干扰，一些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竟然成了某些人贪赃枉法的工具。这种严重情况催促我们必须认真推进司法改革。”（第309页）在我看来，这段话为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协调推进提出了理想的远景和可行的切入点。

　　作者为《吴敬琏文集》特约编辑，讲师，就职于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