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敏特：平常 经常 日常

　　我记得多少年前，四川就有一个词儿，叫做“打牙祭”，那是说平时粗茶淡饭，甚至半饥半饱，偶尔吃一顿大荤，过过嘴瘾，其感受如同一次隆重的大祭。这个词儿肯定流行在穷困的时代，流行在穷困的人群；据说抗战时期颠沛流离、食不果腹的大学生常用这个词儿，表达着对“打 牙祭”无奈的期盼。慈禧太后顿顿一百个菜，是断断不会有“打牙祭”的感受和期盼的。

　　这个词儿说明，偶尔的“打牙祭”不能代表真实的生存状态，反映的恰是物质的缺失；这就是说，最大多数的平常人，他们在一年365天大多数的日子里，经常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才是一个民族的真实的生存状态

　　。其他，充其量只是个点缀，是对于缺失的无奈的偶尔为之的弥补；过分夸大这种点缀，效果是对于真实的生存状态的掩盖。

　　于是，引发我无穷的联想。这联想归结为一点：

　　平常、经常、日常，是我们观察一个民族生存状态的基本视角

　　譬如，衡量物价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仅看物价升降的指数是不够的。奢侈品降价了，会影响总的物价指数，却不等于惠及老百姓的生活。其他如房屋、汽车、豪华家俱、新型电器设备、国外旅游等等，对于中等、中上等收入的老百姓来说，也只是多少年才可能有一次的消费品，对贫苦百姓而言也许是终身不会问津的东西，但对总的物价指数的升降而言却是有影响的。直接影响老百姓每天生活状况的是，交通、能源、房租、教育、医疗卫生、一日三餐的消费水平。也许总的物价指数只升了几个百分点，但鸡鱼肉蛋、瓜果菜蔬有的涨幅可能是百分之几十几百，这才是关乎老百姓性命的物价。而有的东西愈是降价，老百姓愈是享有涨价；譬如小轿车便宜了，买的人多了，汽油就会因供求关系而涨价，那么不买轿车或买不起轿车的人都要为汽油涨价埋单，因为运瓜果菜蔬等日常用品的运送都是要汽油的。

　　我是中国人，中国人在奥林匹克得了那么多的奖牌，我还是高兴的。但是，我的高兴控制在理性的约定之中。我的逻辑是，奖牌就是某项运动我们出了个人才，值得庆贺；但他（她）并不能代表我们中国人的健康水平。就像埃塞俄比亚出了长跑冠军，并不代表这个国家已经摆脱了饥饿。我由此更多的想到的是，我们的孩子在应试教育的压抑下，平均健康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我们的全民健康运动，缺失太多；我们的农民工同胞，在低工资、低福利的劳动环境中，超负荷的劳作，一个保证他们的健康生活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环境，比金牌的多少重要百倍。

　　那些热热闹闹的集会，如奥运、残运、大运、世博，还有这个大庆，那个诞辰，我是没有反对的理由的，据说是关乎国家的形象，我更不敢置喙。但我想到的是，我们的教育经费、医疗卫生、社会保障长期属于低水平运作；尤其是那个教育经费，为了达到GDP的4%，千呼万唤18年，至今还没有兑现；要说明的就是兑现了在世界上也没有走出低水平的行列。而这些都是每个平常人，经常面对的，融入日常生活的大问题。世界上没办奥运的国家多的是，而教育是不能不办的，是关乎国家形象的重中之重。

　　从古至今，中国老百姓的期盼集中在三类人的身上.一是明君，二是清官，三是大侠。无论是戏剧、小说，还是民间传说，充斥着这样的故事：最倒霉的人的最大的幸运是陡然碰上了这三类人的惠顾，于是如困泥淖的命运，立刻变成了一马平川。

　　大多数人可能不知道，知道的人大概也淡忘了；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有个不幸的“右派”农村教师李庆霖，一夜之间成了名人。人大概是到了绝路，胆子忽然包天，竟然写了一封信给“红太阳”毛泽东，反映农村知青和教师的困境；也不知老天怎么安排的，秘书居然没有把信甩到一边，而是送到了老人家面前；老人家也居然回了信，不但安抚了几句，还赠了李庆霖300大洋；那时300的含金量比今天3000还要高，何况是来自“红太阳”，含金量几乎不可估量。这个李庆霖于是“一跤跌在青云里”，红红火火了好几年，还挤进了官界。后来据说也倒了霉，大概是高兴过头，没把尾巴夹住，言行犯忌，又进了监狱。这是后话，而当时确实火了一把。我要说的是，这样的“鸿运”，千年难得，不具有普遍意义；不能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教师真幸福！无独有偶，也有个和300这个数字有关的教师，倒是很说明问题的。2011年《感动中国》，表扬了一个教师，叫胡忠；他顾不上高龄的母亲，却带着妻子、女儿，在一所地处高原的收留孤儿的学校当老师。在这里，他要教书，还要当保育员、炊事员，一干就是好几年。他的月收入是多少呢？不多不少，恰好也是300元。这300元，和30多年前李庆霖的300元，含金量是天壤之别。而这，才是我们现在的农村教师的命运。

　　关于周恩来总理，也有很多这样的佳话；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的重视、关心和照顾；特别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这个演员，那个专家，还有张王李赵等等的同志和朋友，由于他如何如何的关爱，“躲过一劫”；没有戴上诸如“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走资派”等致命的政治帽子。包括邓小平在文革中能保住性命，能“咸鱼翻身”，重新出山，都得力于他的保护。他的这些功绩，应该受到赞扬，剧作家苏叔阳的话剧《丹心谱》，在70年代末堪称轰动，原因就是表达了大家的赞扬。但我要说的是，我们还有几十万，上百万这样那样的“分子”，家破人亡，在劫难逃，文革中的冤假错案涉及了上亿的人口；连周恩来自己的义女孙维世也在文革中惨遭杀害；而全中国人民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这些运动的波及、影响和伤害，几乎人人无法幸免。可见，特例代表不了常规。

　　今天，我最厌恶的一个词就是：形象工程。任何一个工程，不能疏忽的第一个要求是：于国计民生有何增补？对老百姓最急迫的需要有何添益？它是不是融入了老百姓平常、经常、日常的生活与工作之中？真正的优良的形象是从中展现出来的，而不是游离其外，甚至是用来遮掩这平常、经常、日常的状态。

　　在国内外，我见到过两种城市。一种是，老百姓的住所问题多多，而市政府富丽堂皇。一种是环境优美，公共设施齐全，是老百姓宜居的地方，而市政府却只是一栋简朴的小楼，而且是租用的。我断言，富丽堂皇的政府大楼不是国家富强的象征，一定要说它是“形象工程”，那只能说是显示了社会不公、官风不正的丑陋的形象

　　这里有一个令人深思的世界的现象特别值得一提：那就是大型集会的不同。

　　愈是富裕、自由、民主的国家，大型形集会愈是简朴无华，也很少动辄几千上万人的团体操；愈是贫穷、专制、封闭的国家，最喜欢搞的就是大型团体操；往往动员成千上万青少年，不惜工本，花上半年一年的时间去进行排练

　　所以，一个国家的形象到底好不好，请到平常、经常、日常的领域中去看一看，就明白了

　　完成于2013年3月1日；沈敏特为作家、评论家、教授

　　作者：沈敏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