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官督商办“的利益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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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督商办”的确造成很多问题，官、商之间冲突不断。这是制度的缺陷，既不能因此否定其在催生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发展时的作用，也不能忽略其对后世、包括当下所产生的副作用——权力资本化如同胎毒一般，渗透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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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李鸿章、盛宣怀等开始筹建轮船招商局开始，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就进入了第一阶段 “权力资本化”，与第二阶段的“资本权力化”构成了晚清50年的主旋律。

　　在继续解剖分析盛宣怀的权商生涯之前，有必要先做一次中场点评，将历史大纲梳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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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帝国的“资本”和资本主义，并非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是在政府公权力的主导下、为了救亡图存而催生的。当28岁的恭亲王在北京城内与英法联军谈判的时候，他受到两个刺激：一，老外居然有信用、可以讲道理；二、中国的落后，除了在船坚炮利方面不如人之外，还包括商业等更多方面。商业救国、实业救国等等，就在这时开始提出来。

　　为了救亡的需要，当时的改革主导者其实夸大了资本、商业或者公司的力量。别人的资本主义，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自然而然出现的东西，而中国的资本主义，是救亡的现实政治需要，临时抱佛脚而催生的。而且，中国的本土资本很弱很小，在前期只能依靠公权力的扶持。

　　至少在起步阶段，“官督商办”之类，并非如后世认为的“是权力对资本的剥夺”，而是扶持。在大量企业兴办中，国有资金率先投入，作为引导资金，很像如今的天使基金、孵化基金之类。国有资金的先期引导，在许多“官督商办”的企业，如招商局等，都有显著的体现，它们的启动资金多来自于国有资本,甚至起到主导的作用。作为出资方，政府为什么不能监督呢？至于监督的方式、监督的效率，则是另一“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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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上是个重农抑商的社会，即便到了晚清，民间也并没有真正的资本家，缺乏真正的民营资本。这与中国的文化有很大关系，中国文化中缺乏一个“推动商业合作、资本协同”的机制。少数的合作，都只局限在家族内部、乡党内部等“熟人社会”。张之洞评价说，“中国商人趋利，近则明、远则暗，见小欲速，势散力微”，这句话至今仍然适用。

　　“见小欲速”，国人基本只做“短平快”的投资，今天投资最好明天就能够有回报。“势散力微”，就是心不齐，只要两个人一起做，往往就做不成，一堆人一起做，则肯定互相掐，搞得一地鸡毛。在这个时候，公权力的介入，其实是提供了一种“第三方担保”。

　　在中国的传统当中，缺乏公共信用平台。没有一种外在的约束机制能建立投资者之间的互信，仅有的约束都根基于家庭、家族等“熟人社会”网络，但也相当乏力，“杀熟”事件时有发生。

　　相对来说，公权力、以及执掌公权力的干部们，几乎是唯一的公共平台，能提供最为急需的信用管理和信用交易。晚清企业起步的时候，官方的介入，其实也符合商人们的心愿，否则他们会感觉这个企业没有主心骨，很不靠谱。有政府搭台、干部参与，出了问题，至少还能找“市长”去主持公道，。这就有了最基础的监督机制，虽然未必可靠，但总比没有要强。不求全责备，这是我们对历史的应有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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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提供融资平台、信用平台、监督机制的同时，公权力还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无论何种性质的资本，尤其是民营资本，其所从事的产业都是新的，纺织厂、航运等等都没有经验，必须摸着石头过河，并且要面对更为成熟和老道的西方竞争者。这时，公权力就发挥了自己的特色——“给政策”，只要你投资办实业，就给你一定的市场垄断权，这就是所谓的“专利”。晚清几乎每个行业，无论是官办企业还是商办企业，几乎都有这样的“专利”安排，这成为扶持企业起步的关键要素。这并非限制竞争，而是鼓励投资。

　　比如中央下发一个文件，将政府相关的运输业务，如漕粮北运等，指定由招商局承办，即使其运费超出外资航运公司数倍。这种专营业务，成为招商局与美资的旗昌轮船公司大打价格战的关键支撑。无论从经营到管理，招商局其实都不如旗昌，如果没有这种来自政府支持的垄断业务，它早被灭了。

　　在起步阶段，政府除了直接将国有资金投入之外,更多是以政策来投资。我们如今常说“找市长不如找市场”。但历史上，甚至大多数时候，还是“找市场不如找市长”，“市长”批一个条子、给个业务，比你找公关调研公司做大量市调管用。这也是权力作为生产要素的“市场”的特殊性，不能完全拿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则去预测。

　　这是中国资本主义起步阶段的特殊性，从道义上对此判断毫无意义，它就是一种历史事实，发展因它，滞碍也是因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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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督商办”的确造成很多问题，官、商之间冲突不断。这是制度的缺陷，既不能因此否定其在催生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发展时的作用，也不能忽略其对后世、包括当下所产生的副作用——权力资本化如同胎毒一般，渗透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中。

　　后世很多人都将“官督商办”简单地归咎为权力对资本的侵蚀，看成是“官”这个“魔鬼”对“商”这个“天使”的侵害。实际情况当然并不如此简单，仔细看每个个案都会发现，这其中的利益纠葛十分复杂，不能简单地以官、商划线。至少在那种机制下，所有的当事人都是双重身份的，很难说何人就一定是官、何人就一定是商，脸谱化的解读必将远离资治通鉴。

　　至于第二阶段的“资本权力化”，那是晚清最后改革、也即所谓“新政”时期的主流，留待下次“中场点评”时再谈。

　　（作者系太平绅士、历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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