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我考虑了一下，稍微做了一点改动。题目的第一个部分讲重启改革议程，这就是刚刚我说的最近我迎接十八大写的一本书，这本书分析了我们30年来改革的历史，提出我们面对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重启改革。我们现在面临的各种问题在我看来只有一个办法解决，就是重启改革。
这个题目第二个部分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各种所有制的企业，最好淡化，每个企业都有一个牌子在上面，属于是国有、公司化的、民营的、私营的，应该淡化，这样好不好，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
首先看一看现在面对什么问题，可能天津的情况跟全国的情况不一样，企业的发展不管是哪一种企业的发展都面临相当大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在哪里，有人说是企业的融资困难，有的说是因为市场疲软，有的说是因为现在土地成本、工资成本提高太快了，还有一种说法是人民币升值带来的问题，等等，从这个上看这些都是有道理的。我认为根本的问题是长期性的问题，长期性的问题症结在什么地方呢？症结就是原来讲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后来发现这个提法有些改变，（变成了）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就是各种生产的要素结构的问题，通常经济学在分析经济问题的时候用一个方程式或者叫做模型，这个模型是增长函数。我们的生产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方式出了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就是在三个要素里面我们主要考虑的是投资，作为粗放经济增长方式或者粗放经济发展方式它的核心、它的症结就在于主要因素。
这个问题不是今天的问题，今天这个现象都是因为这个根本问题产生的，这个问题我们痛切的感觉到是什么时候呢？1995年，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后来是中共中央在制定的时候就发现症结是在这里，就提出一个要求，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根据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来看，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或者靠投资拉动增长的增长方式，一定会引起严重的后果。而且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就从苏联引来了，把它命名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式。所以我们一直被这个问题所困扰，到了95年制定九五的时候就发现这些问题，所以提出要求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哪里？转变到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什么叫集约的增长方式？它的特点就是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来实现增长，很长时间就提出了一个主要的工作，可是这个转变很不顺利，以至于到现在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或者经济发展方式所带来的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因为靠投资来拉动增长，要保持高增长资源消耗太多，所以就造成资源短缺，资源短缺到今天越来越严重，消耗一些资源，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占世界第一位，但是消耗太了多。
另外一个关键，提出了一些问题，因为主要靠投入资源来实现增长一定会在增长过程中有一些问题，大量耗能、大量污染的生产，到现在为止人类生存的基本的要素都是问题。在于我们天津、北京在华北的这些城市看的很清楚，水、空气都出了问题，人类生存，不要说要过一个幸福生活，就是生存的基本要求都出了问题。天津好一点，但是天津也挺乱，跟北京也差不多。在我们华北地区经常说可吸入颗粒物PM2.5爆表，在华东地区比我们大概低100分，大概在100到200之间，到底是多少呢？到底是35还是45。华南地区也是爆表，大多数都爆表。可吸入颗粒物，是会存在你的肺里面出不来的。
水，更不用说了，大概5年以前我们华北地区的浅层地下水都打光了，要深层地下水，深层地下水的是若干亿年的地球形成的。近年来更严重的问题，这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污水往哪放？像民主德国和希特勒统一以后发生了很大的问题，因为土地污染，或者没有办法，统一的德国通过法律不追究现在的所有者对他的土地的污染责任，按照西德的法律一追求就没人敢买了，这是民主德国时期形成的不追究现在所有人的责任，改革才能进行下去。我们这样的情况，如果向地下灌污水这种情况存在的话，比我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是东德的情况还严重。
再进一步，这样一种增长的模式一定会造成两个重大的问题，一个问题，产能不断的增加，而最终消费不足，于是就造成了生产过剩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资本和劳动的提高，所以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对劳动者的收入就出现了问题，普通的劳动者不能够分享增长的成果。现在有人说是不是产能过剩，我们想想办法，是不是怎么样把产能过剩消掉。
回想一下当年政治课学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在宏观经济上就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就是因为他是靠投资去推动生产的，增长是靠发票子支撑的，发票子支撑增长就像打吗啡一样，一打到吗啡过量的情况之下就没有办法了，你不能再下这样的分量了。我们现在碰到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今年一季度，贷款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可是现在融资主要的是靠贷款，社会融资的增加比09年厉害多了，所以现在使得我们的货币当局不敢发票子，所以这几个月加强了正回购，人民银行帮助把卖出的收回去，这是一方面，信用量、货币量太多，所以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
另外一方面，市场疲软，需要增加需求，购买力的需求是什么呢？就是票子，从市场疲软方面来看，应该增加货币的发行，但是从现有的货币数量来看，要收，不收的话资产泡沫问题和通货膨胀问题都很严重的。在这样一种增长模式持续运行下去的结果，一定会造成从微观到宏观的一系列问题，而且有些问题是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分化问题，是社会问题。这个情况从95年一直到现在，大概有两种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刚刚我说到经济发展方式出了问题了，怎么对待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
第一种处理方式，九五计划开始是国家计委提出来的，说我们现在很多问题都跟经济增长方式有关的，所以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然后要到党中央去讨论，党中央讨论的时候人们就提出来这个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有一个体制的背景，因为增长方式问题的改变这个问题不是中国人提出来的，是苏联人提出来的，苏联在六十年代赶超美国就发现这个问题，于是在65年以后就提出来要转变增长方式，不是我们发明的，但是一直到苏联崩溃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所以我们95年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认识到这点，吸取了苏联的教训，就提出来如果不转变体制经济增长方式是不行的，所以你们去看中共中央关于实行九五年计划争议和后来人民大会公布的基本上第九个五年计划都提了两个根本转变，一个根本转变是从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根本转变，这个转变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九五计划提的是两个根本转变，而且体制的转变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九五计划制定的应该说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九五计划就是96年到2000年的计划，实际这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正好是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全面推进经济改革这个决定的，这是两个根本转变同时来进行。
特别是97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我们看当时党中央和国务院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采取了什么办法，现在人们记得的就认为1800亿的国债投资，最主要的一个是大概在1998年的4月开了一次会，就是怎么处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分流的问题。在这个会议上国务院作出了非常重要的指示，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最主要的办法是大力的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我是参加了那天的会，开始劳动部提出的方案完全不是这样的方案，经过讨论，那天是朱熔基总理主持这个会，当时会上就提出要求成立中小企业司专门负责，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召集中小企业的信贷座谈会，马上中央银行发通知，四大专业银行都要成立中小企业信贷部。中国企业贷款利率可以上浮十个百分点，要求各地成立中小企业用财政资金辅助成立中小企业信贷担保公司，当然正好又是97年的十五次代表大会确定了非公有制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说应对东亚金融危机这次做的相当好。
特别是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对于我们整个经济形势有一个说法，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存在许多体制性障碍，要求要铲除这个体制性障碍，所以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名字就叫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铲除这些体制性障碍。到了十一五的时候检查了一下，发现十五计划期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但没有进步，在05年又研究了，根据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要铲除这个体制障碍，总结出来的体制障碍后来都写进了中央文件，我记得大概是这么几点。第一，没有实现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发现政府在资源配置上还是起到主导作用，这是第一个体制性障碍。第二个体制性障碍，就是把GDP增长作为主要关注，所以谁当了地方领导都要增长GDP，于是他有很大的权利来支配资源，于是就运用自己支配资源的权利去营造这个，很高的GDP增长。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我们的财政，不管是收入和支出来说，都是使得我们的地方的领导同志们他不能够把全部精力放到GDP增长上去。所以光是指责地方的领导同志GDP增长崇拜，那是非常肤浅的。市场怎么对资源配置，通过自由竞争形成的价格，可是我们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游价格是按照计划经济，是行政规定的，所以是鼓励污染、鼓励高耗能。
（在“民营经济发展的现在与未来”——第六届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天津论坛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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