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货币时代，与商品货币时代的不同，是中央银行调控能力的延伸。在1971年全球货币体系跟随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中央银行就具备了调控整个金融和经济体系的能力。其调控链条是央行调控货币，货币调控金融体系，金融体系调控实体经济。这一逻辑不是经济决定金融，而是金融决定经济。
此次6月至今的流动性危机，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入这一构建进程。这意味着中国央行在中国总体经济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进一步“中心化”。
第一，目前中国央行在主导构建存款保险制度，但中国的全国性大银行一直认为自身风险较小，不愿承受更高费率，此次流动性危机恰恰暴露了很多大型银行的风险，如此，大银行在存款保险制度谈判中的地位系统性下降，未来大银行将承受一个比自己目前想象的稍高的费率。
大银行集体接受一个更高的费率，将真正推动中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构建。目前来看，此次流动性危机会加速存款保险制度的出台。
第二，不只是银行业，而是整个金融业都需要向中央银行求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实际上接收了整个金融体系，高盛等投行通过将自己变身为银行控股公司而投入美联储怀抱。其机理是，美国证监会并没有货币发行的职能，在流动性危机面前，所有的金融机构最终只能向美联储求助。
对于中国来说，流动性危机加剧最终将导致偿付能力问题，信托、保险、券商、基金等金融业态都有可能向央行求助。中国央行过去通过再贷款等工具，对信托、券商等进行过救助，未来还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但救助需要条件，以及加强日常监管。
第三，就银行业本身，银监会与央行对银行体系的监管权力有可能发生重新分布。针对最近的银行业同业资产的扩张，有观点认为，过去纵容了银行业的扩张，而目前却又以较为粗暴的方式在去杠杆。但实际上中国央行并不拥有对银行业进行监管的权力。未来随着存款保险制度的建设，归属央行的存款保险公司将拥有一定的监管权力。
实际上，在2003年央行与银监会分家之时，就有一种方案认为，应将外汇管理局合并到央行里面去，设立一个类似外汇管理局的归属央行的银监局，而不是设立一个并列的银监会。但这一方案当时并未被采纳。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英国、欧元区的银行监管体系重新纳入中央银行，可能会给中国未来的银行监管体系建设带来某种思考。
第四，如果允许有的金融机构破产，无论是银行、信托、保险还是其他，中国当前都亟须明确一个清单，即中国当前金融体系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并以此构建中国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从此次流动性危机的市场效应来看，由中国央行承担整个金融体系的宏观审慎监管职能，当无疑意。
第五，危机后，美联储直接购买企业债、MBS的景象，意味着中央银行可以绕开金融体系，直接向实体经济的某个部门或公司注资。中国未来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局面。
信用货币时代，中央银行所拥有的“最后贷款人”职能，将把我们推向一个“中央银行时代”。但央行最后贷款人资源的运用，未来也会需要一定的机制和约束。
（作者系本报编委）
作者：徐以升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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