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功武
2012年8月底的一个下午，长沙一年之中最热的时候虽然已远去，但余暑仍在。住处没有空调，我便将电风扇对着身体猛吹。即便这样，我仍感到闷热烦躁不仅因为天气，还有那让人焦虑的选题。
微博上的一条信息引起了我的注意。信息内容比较简单，大意说的是，在2008年时，湖南衡阳一学校用小学生做了一个美国的“黄金大米试验”。
我第一眼看到这条信息时，便觉得这虽不是纯财经新闻，但可能是一个值得介入的全国性热点新闻题材。此事涉及把小学生当做“小白鼠”、美国人拿中国人做试验这两项刺激国人神经的行为，以及“黄金大米”还存在颇有争议的因素。
然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正当我想就此事做一篇在时间上不太紧急的深度报道时，一场包括全国电视、报纸、杂志等众多知名媒体的介入“大战”，很快在湖南衡阳江口镇中心小学打响。
记者被逼“逃走”
为了调查湖南衡阳 “黄金大米试验”的真相，我曾三次从长沙赶赴衡阳江口镇中心小学。虽试验已过去几年了，但这里已成为社会公众与媒体关注的焦点。
2012年9月初，我来到了江口镇中心小学。与湖南众多的乡镇小学一样，江口镇中心小学有几百名学生，虽已到了开学时间，却只有少数学生在打扫卫生。后来才知道，学校及当地政府为了防止发生群体性事件，特意安排学生放假。
起初，我以为学校的这种做法太过于敏感。后来，随着大批媒体记者的到来，以及部分家长表现出的愤怒情绪，让我不得不承认地方政府与学校的做法是谨慎的、必要的。
我第一次来到江口镇中心小学采访时，当地县委宣传部及镇政府等部门，还基本能控制局面，但已显得颇为紧张吃力。当时，央视为了拍摄画面，在学校附近待了一段时间。当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焦急不已，汗流满面，多次催促记者赶紧离开，不然等家长围过来了就走不掉了。
随着报道不断刊出与越来越多的媒体前往江口镇中心小学采访，牵涉其中的家长迅速“觉醒”了。
当我第二次来到江口镇时，无论走到哪里，只要做采访或被认出身份，马上就会有一批家长围拢过来，他们七嘴八舌诉说着担忧、不满与气愤。我除了看到家长的表情外，无法完整地听完任何一位家长的表述。
为了不引起更多家长的聚集，防止产生影响社会稳定的不良后果，我只得冲出家长的包围圈。就在此时，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却紧跟着我。
“我的小孩肯定吃了黄金大米！”她面部红涨，双手挥舞，若我不是衡阳人，肯定听不懂她的衡阳普通话。
“现在还在调查，也不一定学生就吃了。”我安抚她说。
“没吃？没吃会有这么多媒体过来采访？中央电视台都来了。”她紧逼不放。
“媒体来采访，只是来追问真实情况的，不代表……”我赶紧解释。
“我孩子以后要是没有生育能力了，你说政府管不管？”她打断了我的话。
“现在也没有医学证明吃了黄金大米就会没有生育能力。”我尽最大努力解释。
“肯定有这回事，不然为什么那么多媒体过来？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记者。”她双眼圆睁大声说。
为了避免引发冲突，我只能飞快地钻进一辆面包车，选择“逃避”。
“祥林嫂式”的副校长
由于获得当地宣传部的协助，我得以最快的速度，采访到当年参与试验的老师、学校领导与厨房人员。面对愤怒的家长，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是受害者。最后，国家相关部委的调查结果也证实了这个判断。
我曾三次前往江口镇中心小学采访，每次都要采访学校老师等相关人员，没有到现场的，我也三番五次地给对方电话采访。尽管我问了很多重复的问题，但他们一遍遍地回答，未有丝毫的不满之情。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该校副校长，五十多岁，身高体瘦，缺了一颗牙齿。为了把普通话说得更标准些，他脖子处的青筋根根胀起。在试验当年，他担任主管后勤的副校长一职。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多年后，还会因为这差事将他卷进舆论的漩涡，接受一次次的“讯问”。
记者不断地找他采访，而问题大同小异。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他所能回忆的相关事情。行政部门领导找他核实情况，他又得重复说了无数次的话。警方给他做笔录，他还得仔细地讲述此前说过无数次的话。
我最后一次到江口镇中心小学采访时，碰见三位新华社记者也来采访此事。他们既做文字采访，也做视频拍摄。副校长又被领导叫过去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可能由于是正午，副校长年纪大了，加之晚上睡眠不足的缘故，他显得很疲惫。
他强打起精神挺直腰板，但头部还是向前倾斜。没有闲聊，直奔主题。他的表情显得有些僵硬，双眼呆滞。记者每问一个问题，他回答一个问题，如同一个复读机。
事发3个月后，卫生部公布调查结果，主导“黄金大米试验”的“总导演”是卫生部专家荫士安，受处罚最重的也是他。
当时，本报是国内最早质疑“荫士安说谎”的媒体，报道的重心开始转移。
然而，真相远未穷尽。荫士安借国家项目之名，偷偷做“黄金大米试验”，那数百万美元的试验费哪儿去了？荫士安所进行的“黄金大米试验”，卫生部还有没有其他的专家知情并分享利益？带着这些疑问，我将继续寻找真相。
作者为华南公司新闻部（长沙）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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