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通过评述《张军自选集》，韦森教授在这篇文章中讨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他认为外贸出口及其所牵动的投资高速增长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中国人的经商精神尤其是企业家精神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内容摘要：本文第一部分讨论了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张军所认为的“分税制改革带来的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是解释1994年之后中国经济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关键”的观点不同，本文认为，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政府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是市场经济引入到中国后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1994年所逐渐形成的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对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还构不成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自上而下的层层发展主义的政府，最多是经济增长的“助产婆”，而不是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第二部分讨论了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在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的作用。本文认为，尽管基础设施投资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如果政府官员大面积腐败而屡治不果，以及地方政府负债累累，等等。中国的这种靠大规模政府投资所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需要转型，且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第三部分讨论了外贸出口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的作用，发现外贸出口高速增长，FDI的大量引进，以及由外贸出口高速增长所牵动的投资的高速增长，才是过去二十多年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十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最后本文论证了中国人的经商精神尤其是企业家精神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在京城以外，复旦大学的张军教授可能是国内外最为著名和最为经济学界同仁所认可的当代中国经济学家了。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中国经济学人，张军教授早年研究研究制度经济学和产权经济学，近十多年来又专注于中国经济增长和体制变迁研究，在国内外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百余篇中英文学术论文，仅在国内经济学的权威期刊《经济研究》上，就发表的学术论文就超过了二十篇，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按照不久前出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影响力报告（2000-2004）》关于经济学作者学术影响的统计分析，张军教授在经济学论文引用最多的前六十位作者中排名第十三位。前十位作者中，有四位是领袖人物（包括邓小平、江泽民、列宁和毛泽东）。如果不计算这四位领袖人物，张军的引用率则排列经济学作者中的第九位。该报告还把经济学研究领域划分成六大领域，张军教授在其所居的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中位居第四位。
正是由于张军教授在当代中国经济学界的重要影响和他所取得的学术成就，由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华人经济学家文库”系列在2013年1月出版了《张军自选集》，荟集了他的十篇长篇学术论文。这十篇学术论文，大都发表在《经济研究》或国内外中英文学术期刊上，时间跨度从1999年直到最近。这十篇学术论文，即探讨和研究了三十年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和机理，也记载和反映了张军经济学思想发展演变的轨迹，可谓是达致思想与现实、理论与逻辑的历史同一。
作为好友，笔者不敢谬赞张军教授的学术成就——这一点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同仁所公认，而仅就他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和机理的解释和探索，谈一点自己的浅见，就教于张军教授和学界同仁。
分税制改革在经济高增长中的作用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时期。尤其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有一个十多年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自2001年到2011年这11年期间，中国GDP的年平均增速为10.7%。这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实际上，在写作2002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2002年第2卷第1期上的“增长、资本形成与技术选择”时，张军曾与一些中国经济学界的同仁（包括笔者）现在一样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有些担忧。当时，张军判断说：“毫无疑问，工业部门的盈利能力的持续恶化以及严重威胁投资收益率的资本形成体制以及金融制度将是中国经济未来高速增长的严重制约因素。它们的存在及其作用也使得中国维持一贯高速增长的代价变得越来越大，因为在目前体制下，大量无效率的资本一旦形成，就会进一步强化金融资源的无效分配，而在短期，对投资的鼓励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加强长期制约因素的形成，这些问题都将对增长的持续性产生负面影响”（《张军自选集》，92页）。
如果不看发表日期，读者也许会误解张军教授是讲今天中国经济的格局及问题呢！以致张军本人今天在重新回顾自己的这篇文章时，也感叹道：“最近经济学家对这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问题又有诸多讨论和解释，这些讨论似乎让我有种时间倒流的感觉。我回头翻阅本论文时，仍觉得这是一个并不过时的思路与解释框架。当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减速一度引起经济学家的悲观情绪，我也在其中”（99页）。
然而，在2012年前过去的十多年，中国经济并没有如本世纪初许多经济学家所悲观担忧的那样减速，而是又经历了一波快速增长，且这一波经济增长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速度更快，增长的体量更大。这一经济奇迹是怎样发生的？其中的机理与增长因素又是什么？这正是张军在之后的数篇长篇论文所要讨论和给予解释的，可能也是张军本人目前对中国经济未来十至二十年增长前景与林毅夫教授一样乐观的原因。
在这部文集最后一篇新近写作的文章中，张军较全面地分析和论证了近些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在文章一开始，张军就讨论了纽约大学鲁比尼（Nouriel Roubini）于2011年7月26日在上海交大所做的一场讲演中所提出的观点，张军评价道：“他在讲演中提到，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增长是靠出口和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撑的，而且他说高储蓄和低消费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这也是当下非常流行的看法。但是我想指出的是，这一说法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正确”（335页）。
基于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Arthur Lewis）的“经济发展的核心事实是快速的资本积累”这一理论，张军首先指出，在过去二十多年中，随着高投资、高资本积累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张军还具体列举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几个典型事实：第一，资本形成的速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显著加快；第二，用于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几乎在所有省份都经历了跳跃式的增长；第三，来自地方政府的资本支出在这一时期的资本支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每年平均40％的资本支出是来自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第四，尽管在九十年代后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加快了，但资本的回报并没有出现恶化趋势。张军认为，正是因为上述中国经济增长的以上四个特征事实或者说增长贡献因素，“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加速是过去20年来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和持续增长的引擎”（341－344页）。
如果说高储蓄、高投资和资本形成加快——且政府的资本支出在这一时期资本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么我们也自然理解为什么张军认为朱镕基的财政体制改革是对的了：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的“加速工业化现象不应该[被]理解为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定和实施工业化战略和选择产业政策的结果，正好相反，经济的市场化和各级地方政府成为工业化和资本形成的有利推动者”。张军的这一判断，显然与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判断有差异，而基本上与张五常近些年所主张的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原因的看法基本上一致，但也非同于张五常过于强调“县”在地方政府竞争中的作用（346页）。按照林毅夫的理论解释，之所以取得经济高速增长，一个主要贡献因素是因为中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中所采取的因势利导作用，使中国企业能按照自生能力和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化升级和结构调整。（《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正是特别看重政府地方政府竞争尤其是政府在九十年代之后各级政府在推动工业化和资本形成中的作用，这就不难理解张军相信朱镕基时任副总理时所推动的分税制改革成为了之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了。张军说：“……分税制帮助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进程。这或许是分税制的积极推动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先生当初意想不到的结果。”因而张军相信，分税制的财政体制“那就真是通过‘clever economic and fiscal arrangement’改变诱导地方主义的那种激励机制了”，并从而“让地方政府的恶性竞争变成了良性竞争，导致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加速”（347－348页）。
就笔者管窥所见，近些年来，经济学界、财政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对1994年中国政府的分税制的问题议论较多，且很多的是批评和否定意见。从经济学的理论上以实证方法正面来论述分税制改革的财政体制的合理性以及给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正面效应，笔者唯独见到张军的这几篇论文。这一方面说明张军经济理论分析的独创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的理论解释，确实还有巨大的空间和待解释领域和问题。探讨和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机理和过程，不仅在经济学基本理论上会有巨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把握、理解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长期趋势，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张军在出版前言中指出，正如卢卡斯所言一旦思考经济增长问题，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一样，张军说“你如果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产生兴趣，你就有没完没了的研究题目，你当然也无法再对单调而枯燥的一般理论问题保持兴趣了”（自序）。
那么分税制是如何改变了中国积极增长的激励机制的？张军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保证了政府间激励的兼容性，这首先是因为在分税制下，由于税收分开征收，中央税收的增加不会与地方政府扩增税收的努力和激励相冲突和产生负面作用；其次，在分税制下，地方政府隐瞒增值税收入的动机要小得多；最后，正是“由于中央与地方分享的是增值税，而该税税基的扩大一定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努力程度成正比，因此地方政府扩大增值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努力也就同时增加了中央的收入”（355页）。结果，“分税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激励上的不一致性”。由此张军得出结论说：“分税制改革带来的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也是解释1994年之后中国经济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关键。”他的具体解释是，“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是地方政府追逐财政收入最大化的结果，而分税制驱动了地方政府对财政收入最大化的追逐”（356页）。由此张军认为，在这样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越是努力促进工业化，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长越快”。
很显然，张军以上的经济理论推理和实证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在市场经济机制形成之后，发展经济又成了中国各级政府社会发展的举国首要目标，从中央到地方，均可谓是发展主义政府。随着民营企业的崛起，外资的大量涌入，乃至国有企业的改制和参与经济整体的市场化过程，上级政府考察地方政府官员的绩效基本上是当地GDP的年增速，于是这就形成了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上的竞争和竞标赛的发展机制。在此独特的经济与社会体制下，中国自1994年以来采取了主要以国税和地税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且在国税征收税收和使用上的上采取分成制，这显然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是有一定的正面激励作用。就此而论，张军的判断无疑是对的。然而，要把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归结为分税制改革，我目前仍然有些怀疑。最多我认为，1994年所逐渐形成的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对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还构不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因为，自上而下的层层发展主义的政府，最多是经济增长的“助产婆”，还显然不能算作是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从理论上来说，税收和财政收入的最大化，是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府在任何时期的主要行政目标，因为，在历史上可能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国王和政府领导人不是希望自己政府的财政收入最大化的。当然，为了达到政府收入的最大化，任何国家、任何王朝在任何历史时期的政府都希望本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且都愿意“发展经济”。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政府采取什么制度和用什么方法和手段来“发展经济”，乃至在什么样的制度下发展经济。譬如，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甚至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各级政府的任何行政长官在发展经济上也有竞争，各级和各地政府也都希望能征取到更多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但为什么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蕴生出较快的经济增长呢？另外，尽管钱颖一和温格斯特1997年的“财政联邦主义”的著名文章就试图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归因于当时实行的分权式“财政承包”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但后来陶然、苏福兵、陆曦和朱昱铭在2010年的研究则证伪了这一判断，他们的研究表明，“并不存在充分证据支持以下观点：即对省级乃至省级以下级别而言，政绩考核体制，尤其是被认为关键的GDP增长率考核指标，对中国地方官员的政治提拔具有关键的意义”（《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晋升吗？——对晋升锦标竞赛理论的逻辑挑战与省级实证重估》，《管理世界》，12期，25页）。这一研究无疑也对张五常把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县级竞争论，“官员晋升锦标赛竞争理论”，乃至财政分权论的激励观点在逻辑和实证两个方面提出了重要挑战。
另外，从经济学和财政学的基本原理来看，在经济增长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张力。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税收的高速增长和高税负对经济增长却有一些负面作用。一方面，政府征税和提高税率都会减少企业和家庭的私人财富，因而一般会通过一些内在关联和传导机制对企业的投资和扩张以及个人家庭的消费支出产生一定的遏制作用，从而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影响。说来这并非是纯粹经济学推理。实际上，数年前世界银行的一些专家曾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专门做过一项实证研究，该项经验研究发现，在一个现代国家里，当其宏观税负在10.3%～30.9%时，每提高1%的税负，将使国内投资下降0.66%，GDP 增速则下降0.36%。世行的研究还发现，之所以在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一般有这样一种负相关关系，主要因为，（1）企业所得税的增收会降低企业赢利水平，削弱了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2）个人所得税的增收，则会降低劳动收益率，抑制劳动供给；（3）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收，会抑制民间消费。另外，除了上述宏观经济考量外，更为严重的是，从微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任何开征新一种产品税（车船税基本上属于这一种）、资源税或提高其税率，均会减少该产品以及相关产品的市场需求或供给，从而对整个社会产生一种三角形的“无谓损失”，即减少社会总福利。这也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常说的“哈伯格三角”。
如果说无论上从经济学原理上进行推理，还是世行的实证研究均表明，税收增加和高赋税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把过去二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国政府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这一判断可能就值得怀疑了。当然，政府征收的税收多，花费的也多，尤其是在发展主义政府追逐高GDP增长目标的导向下，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大量投资，乃至政府自身建设各式各样的漂亮的行政大楼，都会创造和增加各地当年的GDP。但是，如果从资金和资本的使用效率来考虑，即使不考虑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thur M. Okun）在其名著《平等与效率》一书中所发现的政府征税后总是有些非效率的“漏桶效应”，到底是是资金留在企业和私人手中花得更有效率？还是通过政府征税后替企业和私人花更有效率？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考虑到分税制改革后政府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几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一倍半到两倍，有几年甚至高达三倍以上）这一事实，把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分税制改革，可能有待进一步思考与探讨。别的不说，单是考虑在多年形成的地方政府激励增长的“标尺竞争”体制下，各地政府都几乎毫无例外地用减税或免税的方法来吸引外资（包括外资和外省外地资本）来本地建厂投资，就大致能理出从税制改革和演进上解释经济增长的路子可能有值得怀疑的地方了。当然，从张军的经济学推理中，可以认为，只有在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中，各地政府方有为了发展本地经济而用减税和免税和提供土地、厂房、公共设施等手段来进行招商引资的权力空间和可能。尽管如此，我们毋宁把近二十年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看成市场经济引入后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
当然我这样说，绝不是否认分税制改革在当时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拮据窘迫格局中以及近些年来经济高增长中的进步和积极意义。因为，在当时中央财政收入拮据、宏观税负占GDP的比重只有12%多的情况下，一个当时人均GDP很低国家的政府是很难有任何有作为的。因此，过去二十多年，中国财政收入的高速乃至超高速增长，既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也是过去多年来中国政府投资和政府所主导的投资高速增长来源和原因。高投资率，尤其是政府在基础设施的投资快速增加，这些特征事实均是不可置否和不可忽视的。而这些特征事实恰恰为张军和他的合作学生们的另一些文章所探讨和解释了。
即使认识到上面分税制改革在过去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正面作用，但是我们也绝不能忽视由于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权和事权上的不对称，所给当下和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乃至社会发展所正在造成和带来的问题，而这些财政体制的弊端如果不能解决，将会导致影响未来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甚至社会安定。而实际上，从财政体制上启动政府体制改革，已正在被越来越急迫地提到未来中国体制改革的议事日程了。这已成为很多经济、财政学界，社会各界乃至政府决策层的共识。但是，由于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论述范围，我们只能在留在未来的研究中来讨论和研究了。
基础设施投资在经济高增长中的作用
过去三十年，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也是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的黄金时期，且不但在当代中国来说是如此，即使从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来说，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快速和巨量增加，中国各地基础设施的普遍改善，无疑在将来都是应该记入历史的。
现在看来，这一段时间基础设施的快速改善，既是这些年经济高增长的原因，本身也是高增长的构成部分。对于这一点，张军在他与傅勇等几个学生所撰写的一篇在中国经济学界影响甚大的长篇学术论文中，对此做了非常好的解释和分析。
在这篇文章一开始，张军等就指出：“对于那些30年前来过中国而在过去10年里又重访中国的客人来说，中国基础设施水平的变化的确让他们惊诧不已。是的，中国基础设施和城市面貌（尤其是沿海地区）的改善可谓日新月异”（266页）。
为什么中国基础设施在过去一二十年中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张军认为，乍看上去，投资于基础设施是典型的“扶持之手”的政府行动。但是，张军问道：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更懂得如何去实现公共利益呢？或者中国的政府管理模式是否更有利于基础设施的改善呢？张军认为，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必须用经济学的激励理论来予以解释。
首先，基础设施投资具有显著的增长推动效应，大多数经济学家相信这是毫无疑问的。按照张军的观察，1994年后，中国就在当时的增长阶段中出现了大面积的产能过剩了。因而，张军认为，在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经济的格局中，基础设施投资在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的特殊推动作用，就显得更加突出了。根张军的文献回顾，从总的农业部门来看，基础设施自农业部门对东部地区的贡献为20%，在非农业部门对东部地区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为40%，且从总的农业部门来看，基础设施解释了40%以上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异（281-282页）。另据范九利和白暴力（《基础设施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二级三要素CES生产函数法估计》，《经济论坛》，2004年第11期，10－13页）以及他们与潘泉（《我国基础设施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用生产函数法估计》，《人文杂志》，2004年第4期，68－74页）的研究，中国基础设施资本具有显著的增长推动效应，其产出弹性大约为0.695，大于非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并且，包含基础设施的资本要素的生产函数表现出显著的规模收益递增特征（转引本书第281-283页）。
在过去二十多年，基础设施投资的快速和巨量的增长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这一点现在看来是无可置疑的。但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唯独在中国有如此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为什么在其他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比如印度——没有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或用张军的话来问：为什么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在改善基础设施问题上会变得那么有“市场头脑”呢？
运用规范的经济学分析，张军等发现，“中国在投资和更新基础设施上的出色成就就是中国式财政分权模式和政府成功转型的一个可以解释的结果。这个分权模式成功的地方在于中央政府用‘标尺竞争’取代了对地方政府的政治说教。中央自上而下的政治管理基于地方发展经济的可度量的标尺（简称‘政绩’）。在这个政府间的政治治理模式下，不仅当地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助于‘招商引资’，从而实现更快地经济增长，而且显著改善的基础设施本身也最容易度量、从而能更好地满足地方官员的‘政绩’需要”（268页）。
在谈到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和中国各地城市、乡村乃至各地交通网络、输油、输气管道和通讯网络等方面的投资建设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时，我们首先像张军等经济学家一样同意这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贡献因素，认为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公共设施建设的一个黄金时期，但是也要反过来看到，在目前财政分权的体制中，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相匹配，地方政府在过去十多年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主要靠银行贷款、靠各种各样的融资平台发债来进行基建投资。现在，地方政府负债比较严重，大都到了用新的银行贷款来还旧债和来建新项目的情况了。在这样的格局中，如果中国现行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不改革，会导致地方政府的负债会越来越重，在未来进行基础设施投资越来越难，随之基础设施投资在未来中国经济中推动和贡献作用也会自然下降，这实际上也自然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增速正在慢慢进入一个中速乃至最后到一个中低速增长时期。
在这样经济增长的大趋势中，尽管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否认靠政府投资所推动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在中国经济增长和改善各地各城市生活环境和交通、通讯网络建设中的巨大作用，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正在不断积累和新出现的问题。这也正是2009年笔者《华尔街日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在评论张五常先生的“县级竞争”是过去中国模式高速增长的原因时，提出导致过去三十年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其作用正在消失，乃至正在逐渐变成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障碍（收入《大转型：中国改革下一步》，韦森著，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13页）。实际上，张军以及其他国际上的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譬如，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Paolo Mauro以及Vito Tanzi 和Hamid Davoodi两位作者之前的研究就发现，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越高，政府支出在交通等基础设施投资上的比重越大，且反腐指数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为负。张军也认为：“这说明反腐力度的提高，在边际上会减少对基础设施的投资”（325页）。事实上，基础设施投资在经济的高速增长中确实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中国政府官员的腐败也成了一个很大社会问题，以至于成为了新一届中国政府领导人治国的头等大事。但是，如果从现在起加强反腐力度，除了过去积累下来的地方政府负债外，反腐本身也会影响基础设施投资，那么，这将又将对未来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什么影响?
即使不考虑上述单一链条的作用，实际上，IMF的经济学家Paolo Mauro之前的研究则发现，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越高，政府支出在交通等基础设施投资上的比重则越大，但是，他在之前之后，乃至在1995年的那篇研究腐败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经典论文中均发现，整体而言，腐败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首先Maoro在哈佛大学《经济学季刊》发表的那篇文章发现，腐败类似于强加在投资收益上的一种税收，从整体上会降低投资率和增长率。其次，他1997年发表在《公共经济学杂志》上的另一篇“腐败与政府投资的构成”的文章也在结论中指出，整体而言，腐败会通过改变政府支出结构而整体上不利于经济增长。最后，在2004年以IMF工作论文发表的“腐败的持存与低经济增长”中，他又再次论证到，从长期而言，政府官员腐败对经济增长影响是负面的：许多对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腐败的盛行、蔓延和持存，这不仅直接导致减慢经济增长，还会导致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乃至革命和政变，从而导致一国经济的巨大宏观经济波动。如果以这个逻辑来观察中国社会过去的发展轨迹和展望未来的增长前景，尽管一轮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对过去二十余年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有巨大贡献，但在政府官员大面积腐败而屡治不果的格局中，即使按照IMF的经济学家Paolo Mauro以及Vito Tanzi 和Hamid Davoodi的研究，乃至按照张军自己的分析逻辑，如果严重的腐败蔓延下去，屡治不果，愈演愈烈，将会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如果反腐力度加强，也会对未来中国基础设施的投资产生负作用，从而进一步使中国经济增速下降。这应该是从张军的经济学分析中所得出的一个自然结论。
出口高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在分析了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和政府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经济快速增长的正面作用后，我们再来讨论过去二十多年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十多年来，外贸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
上面我们已经提到，在张军这本文集最后一篇新近写出的文章“朱镕基可能是对的”一开始，张军就讨论了纽约大学鲁比尼（Nouriel Roubini）于2011年7月26日在上海交通大学所做的一场讲演中所提出的一些观点，而这些观点也是国内外大多数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经济现状的一种普遍判断。张军评价道：“他在讲演中提到，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增长是靠出口和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撑的，而且他说高储蓄和低消费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这也是当下非常流行的看法。但是我想指出的是，这一说法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正确”（335页）。接着，张军还具体举例到，鲁比尼的判断之所以是错的，理由是，仅从出口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而言，“尽管中国的出口值相对于GDP的贡献超过了30％，但平均而言，净出口占GDP的份额过去10年平均仅有3.3％，这几年更是在2％以下。”因而，张军在整个文章批评了时下流行的“中国过去的高速增长依靠了过度出口和过度投资而忽略了消费”的断言，并责备尽管现下这种判断大行其道，但实际上是“似是而非”的（337－338页）。这实际上是张军在最近一些经济时评、专栏文章和学术报告中反复传讲的一个观点，从而构成了他对当下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判断和未来走势判断的基础。
受文章篇幅所限，笔者在此不再讨论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以及未来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了，仅就外贸出口对过去二十多年尤其是在加入WTO之后经济快速起飞的贡献问题，谈点自己不同看法，希望能得到张军和其他学界业界同仁批评和进一步的讨论。
整体而言，在看待中国外贸出口快速增加对中国经济快速起飞的作用和贡献上，我不是非常同意张军的判断，而是认为外贸出口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起飞的最大和最主要的贡献因素，可能比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的贡献还要大。我为什么会这么认为？首先，张军在最近的一些文章中，尤其是在与朱天2012年9月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的《被误读的凯恩斯理论》一文中，他们独具慧眼地一再强调：“现代增长理论表明，投资的增长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消费的增长则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相反”；“根据现代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引擎只有两个，一个是人均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增长，另一个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些观点均是颇具洞识，我全都同意。我在近些年对世界经济近现代史的阅读中发现，在任何国家的经济起飞或高速增长时期，都是投资的高速增长时期，而到一个国家的已实现GDP份额消费占很大比重时，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就是在很低的发展阶段了，几乎没有例外。尽管如此，张军在批评鲁比尼和时下大多数经济学家所相信的在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时，认为出口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不大，这其中可能有些无意的理论疏忽。
为什么是如此？这里的问题关键是，尽管中国的外贸净出口占GDP的份额在过去十年中平均只占GDP的3.3%，这几年更是降低在2%以下。但这绝非意味着，加入WTO后的出口高速增长对经济快速增长的作用并不大。如果单从净出口来判断外贸对中国GDP快速增长的贡献度，恰恰又落入了张军和朱天所批评的“贻害无穷”且“可以休矣”的“三驾马车论”的理论推理中去了。因为，中国的出口快速增加对GDP快速增长的贡献，并不仅仅是通过净出口这一单一渠道而直接计入GDP，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增加国内投资的渠道所贡献的。
在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出口高增长时期，由于中国外贸出口企业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一些国际大公司和制造商的FDI来实现的，这就产生了数个除净出口之外中国迅速加入世界经济全球化下制造业全球分工体系后，中国进出口大幅度增加（除2009年外，2002到2011年平均年增速超过20％，有几年甚至超过30％）所对中国GDP增长的以下贡献因素：
（1）通过加工贸易来实现GDP的增长：尽管出口总量增加很快，也很大，进口总量增加（来料加工的半成品）也很快，且总量也很大，结果导致中国GDP增加的统计量上去了，但直接用净出口一个指标来估算外贸对中国GDP的贡献被大大低估了。
（2）在中国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FDI也快速增加，而许多FDI是以机械设备进口的形式完成的。由此而论，尽管外贸出口总值的快速增长，被伴随着FDI遽增而产生的制造设备的进口所抵消，但以投资的形式而完成的大量的制造业的产能扩展所导致的GDP增长却在各省、各地乃至全国每年的GDP统计中反映出来。因而，尽管张军所认为单凭净出口来计算的对外贸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因素并不大，但是由于FDI所伴随的进口却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中国的投资，从而通过已实现投资而直接计入了过去十几年中国快速增长的GDP之中。
（3）出口的快速增加拉动了国内投资的快速增加，从而导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尽管这里我们没有时间具体计算核对国家统计局的投资构成的统计数字，但至少我们可以从直观上判断，近些年中国投资的快速增加，除了政府投资和公共设施的快速增长外，近些年投资的快速增加是通过外贸企业（外资、国企、民营企业）新增产能的投资快速增长来完成和实现的。其后者显然比外贸净出口增加对GDP增长的贡献更大（因为很大一部分产品如家电、汽车等均很大部分销售在国内），而且这也是这几年中国内部各行各业尤其是出口导向产能过剩的一个主要原因：GDP是上去了，但产能却过剩了，资本投资和形成的边际收益率在下降，甚至为负，这就为未来中国经济埋下了重大隐患：随着2008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陷入最近这次世界经济衰退和复苏过程步履维艰，至少外贸企业的投资订单增速减少，与出口产品生产相关的企业投资正在急剧下降，这应该是2012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一个主要原因。
由此看来，张军注重看重分税制改革和基建基础设施投资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的作用，并没有完全否定了鲁比尼和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判断。我们认为，且大多数经济学家也都会同意，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和外贸的快速增长显然是同为两个最重要的贡献因素。当然，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过去二十多年快速增长，不仅是一个贡献因素，也是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即使按照张军等经济学家的研究，最终消费增加在过去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可能被低估了——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但是很显然，其贡献度远并没有基础设施投资和外贸进出口（不仅仅是净出口）增加的贡献度大，这也是朱天和张军年那篇文章的逻辑所能推导出来的结论。这说来也符合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法则。因为，从人类社会近代和当代经济史一般看来，任何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都是投资高速增长的时期。过去二三十中国经济的增长轨迹非常清楚的显示中国也不例外，且更加明显出了投资推动——尤其是政府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的典型特征。
根据上述判断，笔者多年来一直相信，朱镕基总理对当代和未来中国社会最伟大的贡献，并不主要在于他倡导和推动了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而在于顶着各方面的压力和冒着各种非议，与世界贸易组织签订了“入世”协议，从而使中国在本世纪初世界经济全球化加速进行的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际遇迅速加入了全球分工体系，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结果不但中国的外贸出口超高速增长，不但直接通过出口总量的迅速扩大贡献了中国过去十多年经济的起飞，而且通过进口和FDI投资、拉动和带动了中国与外贸出口有关的民营乃至国有企业巨量投资，以及各级和各地政府遍地铺开的开发区、产业园、科技园、保税区建设投资，以及港口、机场、造船、物流、高速公路以及通讯网络、英特网建设等与外贸出口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最终在整体上极大地贡献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尽管这里没有时间做分行业的估算和统计，但是直观判断可以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全球化和外贸出口快速增加本身以及有与外贸出口有关和直接拉动的产业投资、科技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要比国内仅与民生有关的净投资和政府公共设施（包括建政府大楼和大学校园和科研机构、商业大楼建设所引致的投资）对中国GDP快速增长的贡献度还要大。一句话，没有过去外贸出口的快速增加，就没有过去二十多年尤其是加入WTO后十多年的快速经济起飞，也就不可能解决在九十年代张军本人当时所悲观和担心的当时中国经济由于参与国际分工程度还不高的格局下已经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正是中国经济过去十多年来的“国际化”、“全球化”（或称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和外贸出口的快速增加，才不但解决了张军曾担心的中国制造业的产能过剩，而且创造了巨大的新产能，把中国的制造产品流向全世界，也从而实现了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均GDP快速增长。一句话，没有过去十多年中国的外贸快速增长，就没有中国经济的快速起飞。就此而论，朱镕基总理顶着各种压力、冒着各种议论和非议而坚持和带领中国加入WTO，这一卓著功勋是要永远记入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非经济学的解释
过去二十多年，尽管经历了2008年之后的世界经济衰退的外部冲击，中国经济保持一个高速10％上下的超高速增长，这是一个不可置否的事实，在人类历史上也没有先例。但高速增长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贡献因素有哪些？
记得大约在2001年，张军在哈佛访学期间，就曾写过一篇“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杂感”的经济学随笔。在那篇随笔中，张军得出了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制度不完善，从而在制度变迁的“缝隙”中蕴生了中国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迅速增长的理论洞识。在新近一篇发表在《FT中文网》上的题为“可改革的体制：中国经济成功秘笈”，张军再次提出，“对经济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哪种体制是最佳的，而是其是否可能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变化而变化。脱离了经济发展的阶段，谈论最佳的体制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也正是张军这些年来所说的“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近善近美的制度，而是制度的开放性和制度的创新空间”的真正意思。
同样，2006年我在哈佛－燕京访学期间，曾写了四篇“哈佛书简”，其中第四篇“哈佛书简”，也讨论了“破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市场、法治与民主》，韦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20－231页）问题。
在那篇书简中，我曾提出，在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方面，还存在着许多谜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是如何发生的？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是又怎样形成的？在回答这类极其复杂的问题时，不同的论者自有不同分析视角，并自然会产生不同层面的理论解说。首先，一些宏观经济学家可以根据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要素来分析，譬如，从消费、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外贸出口这三大要素分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进行理论分解。一些国际经济学家也可以从中国的汇率变动和货币政策给出一些理论解释。一些人口学家也可以从人口红利的视角进行解释。然而，尽管这种纯经济学的分析可以向人们展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是如何发生的，但并没能说明这些现象是到底为何发生的。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是，如果说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时期的经济增长中，消费、投资和外贸均是一国经济增长的三大贡献因素的话，那么为什么推动经济增长的这三大因素的快速增长（近些年来尤其是后两个因素）同时发生在体制转轨和对外开放之中的当代中国？而在一些其他国家——尤其是与中国有着大致相同资源禀赋和同样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出现消费、投资和和出口“三驾马车”的同时强劲增长？在那篇文章中，我还专门问及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当下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和外贸出口这些年来一直保持这样高比重和这样高的增长速率？为什么其他国家和经济体就不能产生如此高的投资率和出口比例？
对于这个问题，第二个层面的回答可能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激励，并进而蕴生出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这一层面的回答自然也有几分道理。然而，这一解答仍然没有解释得了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在当今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包括实行和推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只有中国，采取对外开放政策的国家也不只有中国，那么，为什么只有中国在二十一世纪之后产生了如此骄人的经济业绩？
在那篇文章中，我还讨论了张五常先生的“中国的市场制度最优说”，香港大学的雷丁（Gordon Redding）教授以及波士顿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伯杰（Peter Berger）教授前些年所提出的那种华人资本主义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说，以及英国阿尔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Ulster）荣誉教授、社会心理学家查德•林恩（Richard Lynn）所提出的“中国人智商最高，因而一旦中国人解除了制度的约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崛起是必然的”的解释。
通过综述经济学家的要素贡献说，以及张五常“制度说”、伯杰和雷丁以及笔者自己前些年所探讨过的中国人的经商精神说，以及林恩的中国人的智商高三派理论解释，笔者当时得出以下结论：
“如果把这三种解释串联起来看，或者说把三者叠放在一起来考虑，也许我们就能大致把握得住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脉搏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以上三种乍看来互不相干的理论解释，实际上是有着某些内在关联并从精神上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着的。具体说来，正是因为中国人的智商高（一如林恩教授和国外的一些优生学专家的实际研究所发现的那样），一大批中国的企业家、管理者、生意人、营销员以及生产者才会有超强的经营头脑、精明的商业意识以及令人赞叹的‘craftsmanship’，才会在竞争激烈且正在走向全球一体化的国际市场中不断增强中国产品和劳务的竞争力。也正是因为智商甚高的中国企业家、管理者、生意人和生产者有着如此精明的商业意识和精确判断商机的经营头脑，他们才会在中国四分之一多个世纪的经济改革开放的历史际遇中充分利用各种‘制度缝隙’和‘体制空挡’（或者以现在张军的“体制适应和可改说”——韦森补记），来不断发展自己的企业，创建自己大大小小的‘生意王国’，从而不但走出家门、省界，而且走出国门，勇敢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在近些年中国渐进的社会体制变迁过程中，这些有着高智商的企业家、经理人、营销员和生产者，既是体制转轨的获利者，也是当下中国工商业惯例和规范的实践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也是现实市场制度安排的创造者。在与政府官员的行政干预并与其他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的市场交易的社会博弈中，他们不仅不断成长并壮大了自己的企业和生意王国，也实际上同时创生了当下中国市场运行的市场秩序和博弈规则，因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千百万在中国大陆各类企业中实际经营和成长着的企业家、经理人、管理者和生产者，正是五常先生所判断的那种‘目前中国最合宜的种种市场制度规则’的创造者”（《市场、法治与民主》，229－230页）。
从那篇文章2006年在《瞭望东方周刊》发表后，笔者仍相信这一判断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不过用多少和多先进的计量模型和方法来检验，也不管再想出多少理由和原因来解释过去三十多年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离开了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中国企业家（包括现有的一些国有企业的老总）的崛起，离开了中国人乐于和善于经商的文化精神，纯经济学的解释均是不完善的。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在经历了2007年下半年世界经济衰退冲击后中国大规模投资和超大规模货币创造（广义货币近100万亿元，M2/GDP的比率已经达到1.88的当下世界最高水平），中国经济如何在未来能否保持一个持续的高速增长？要保持一个可持续的相对增长，需要我们做哪些制度建设和改革，这才是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和经济学家们所共同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就此而论，探究和大致理清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和机理，并排除一些成见、误识和偏见，不仅仅是解释过去和现在，而在于指向未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解释意义主要在这里。
（注：本文作者：中国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 韦森 仅代表作者观点，本文于2013年5月分两期分别发表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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