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杰
埃及总统穆尔西被军方赶下台，有观点认为，这是给“阿拉伯之春”淋了一瓢凉水，有观点甚至基于埃及的经济现状声称，穆尔西被推翻是因为没有搞好经济，放任社会动荡。于是，结论就是，民主要先让路给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
这种解读肤浅且误导，但最大问题是没有基于事实。埃及政变之所以爆发，尽管有经济因素，但深层原因却是，不上街抗争的话埃及人的生活方式将被迫改变，连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
过去一年，埃及的外汇储备总额与货币汇率都急速下跌，导致通胀上升、国库空虚。最要命的是年轻人的失业问题埃及24岁以下的群体有四成人无业。然而，必须指出，经济转差在很多国家转型时期都发生过，这会产生怨气，削弱新政府的管治合法性，但却并不必然带来政变。
与怨气相比，真正能让政变或者革命形成充分条件的，是恐惧的出现。在埃及，这体现在少数派的基本权利得不到尊重。支持穆尔西执政的穆斯林兄弟会，代表的是保守的宗教路线，他们拒绝世俗化，但埃及却早已是个多元共存的社会。支持世俗化的埃及人希望宗教与政治脱钩，使埃及成为一个现代的多元国家，但穆斯林兄弟会的目标则是把埃及已经世俗化的领域“拨乱反正”，根据教义回归传统。
这将使很多埃人的生活方式彻底改变，尤其是妇女和少数族裔。为达此目的，穆尔西筹组了一个仅由一成选民选举产生的参议院，只反映保守派意见；并通过行政任命，把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逐一安插到重要的政府部门。对于不希望埃及走回头路的民众，这些举动，明显是为全面走向政教合一奠定人事基础。强烈的恐惧感因而产生，并且不断加剧。
恐惧感弥漫的埃及，为政变提供了充分条件，而使变革最终爆发的必要条件，则是公义沦丧，令恐惧者失去最后的安全感。穆尔西上台后，对所有公共部门和舆论都实行集权式控制，使得法庭无法独立审案、公务员系统不能按程序办事、媒体也不能作平衡报道。在政府失去必要的权力制衡后，有争议的政策措施得不到起码的缓冲和调和，结果便是异议者连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穆尔西对少数族裔及支持世俗化的群体被恐吓与袭击视而不见，来埃及监察人权和推动民主的外国人被搜捕乃至缺席审判。这一切，闻者心寒，见者胆颤。
诚如二战时期德国神父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那段名言所说，若某一群体的权利可被随意剥夺，这种威胁总有一天会降临所有人身上。当埃及人的恐惧感变成真确的不安感，他们不得不上街把“民主”推倒重来，这才是政变的根本原因。民主是一种解决矛盾与争议的方式，若当权者拒绝以合理的方式与民众在议会内解决矛盾，民众只好上街，道理就是如此简单。
所以，经济差与埃及新政府倒台无直接联系。穆尔西错在不尊重少数派的基本权利，更在集权的过程中，打破了权力制衡，使很多异议者感到安全失去保障，矛盾之火才从议会内烧到议会外。埃及政变的教训绝非“一人一票”有错或追求公义有罪，相反，它说明一个理想社会必须同时追求自由民主与社会公义，因为只有所有人都得到尊重，权力总有制衡的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作者：陈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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