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李克强经济学，走走看

　　从中文世界到英文世界，李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这一次终于实现了出口转内销。

　　安倍经济学（Abenomics）大热之际，我查阅中就发现英文世界尚无李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这一说法（直到此刻word软件仍显示拼写错误），但当时在中文世界已算得上铺天盖地，据说最早源自《南方周末》今年三月的报道。

　　正值总理百日新政之际，这个由巴克莱银行创造出来的英文新单词备受中国热议，那么Likonomics如何界定？巴克莱的报告认为存在三大支柱：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结构性改革。

　　首先，从不出台刺激政策来看，官方显然承受了不小压力。目前中国经济明显处于下行趋势，官方6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50.1%，略高于50的荣枯平衡线，创出八个月新低，且一些重要子项目数据表现堪忧。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难以保持8%增长已成为业界共识，未来十年潜在增长率区间可能是5%到6%区间甚至更低。这一数字今天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是确是赶超国家的常态，从高速增长减速更符合经济学的重力法则，曾经如日中天的日本经济也曾经历这一阶段，先减速到5%，然后是不足1%。

　　不刺激确实是李克强新政的亮点之一，近期他再度喊话“激活财政存量资金”，或也暗示对大手笔刺激的谨慎，具体措施仍旧有待观察。中共十八大之前，不少观察家预料新一届政府上台后会迅速出台刺激作为“政策礼包”。这一期待后来逐步落空，无论时间点还是经济效果上，显然新一届政府需要和以往政策有所切割，不太可能很快出手大规模的刺激计划。

　　另一方面，刺激政策就一定是负面的么？未必。大规模上马各类投资项目本质上扩张了政府对经济生活的介入与干预，显然会导致投资增加、信贷扩张、通胀膨胀等恶果。但是，除了这一类赋权式刺激政策之外，还有另一类刺激政策，即大规模减税、加大社会保障投资等，可以称之为放权式刺激政策。

　　从历史来看，中国政府对于前一类刺激政策运用频繁，驾轻就熟，后一类政策却往往无人青睐，甚少有机会得以实施，即使经济学家普遍相信后一类政策对经济增长具有更大的正面效果。中国现在以及未来仍旧需要后一类刺激，目前难以断言后一类刺激政策应退出政策武器库。

　　其次，去杠杆也是最近热门词汇，这也源自李克强对于“要通过激活货币信贷存量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等看法的衍生。如果说不刺激更多表现为财政政策领域，而去杠杆则更多体现在货币政策之上，近期“钱荒”可谓其中典型代表。

　　流动性泛滥之下，“钱荒”事变则令人深思，看似悖论中的合理性何在？中国经济杠杆过高，未来存在进一步的产能过剩弊端。官方希望主动去杠杆无不道理，但是这一现状与中国投融资体系的固有症结难脱关系，希望并非总能对接现实。

　　在利率、行业准入尚未放开的情况之下，一方面是大量存款缺乏投资渠道不得不以低廉的成本进入银行，另一方面则是民间投资缺乏对应的资金渠道，导致地下金融横行。如此资金的双轨制必然导致巨大的套利动机，众人口诛笔伐影子银行系统不过是“银行的影子”罢了。也正因此，去杠杆的方向正确，但是这一目标能否实现还是未定之数，但至少难以通过一厢情愿地挤压银行间市场可以获得。

　　最后来看结构性改革，这也是不出台刺激与去杠杆的叠加之后必然指向。李克强去年年末呼吁“改革还是最大的红利”，为他赢得不少加分。回顾中国三十年经济增长，改革可谓核心动力，其效应超过人口红利、加入WTO等因素。问题在于，当改革由浅水区步入深水区之后，也意味着容易的路都走完了，留给中国的时间却又倍加紧急。改革可谓民间近年最大的呼声，这或许反衬出改革的动力不足、阻力过大。

　　从“不刺激、去杠杆、结构性改革”三方面来看，解决方案难言定型，那么我们在谈论李克强经济学的时候，到底是在谈论什么呢？评议李克强经济学，是以当下的方向作为标准，还是以日后的结果作为考核？

　　回顾里根经济学、撒切尔经济学等等词汇来说，一国元首或政府首脑命名的经济学，不仅在于其名字与位置，更在于其对应的经济政策——从这个意义来说，日后审视现代中国经济史，朱镕基经济学少不了有一席之地，而李克强经济学尚在建构之中。

　　的确，从李克强对于经济形势的诸多判断而言，他对于中国经济产能过剩、行政管制过多、财政金融领域风险隐忧巨大等因素有清晰认识。历史总是残忍而公正的，最终能让李克强经济学得到定义和承认的标杆，并非来自问题诊断，而是其施政成果。

　　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局面中，设计出可以被当前政治权力格局容纳、被社会大众认可、令各方激励兼容的改革方案，难度巨大。这一方案至少要回答如下问题：如何使用放权式刺激政策维护基本增速？如何解决金融市场双轨制问题？如何以市场化手段化解过剩产能？如何约束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只有当这样的具体方案出台的时候，李克强经济学才真正成型。

　　政策出台慢一点，也意味着给改革多一点空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美国经济学家巴里•诺顿长期关注中国经济转型，他曾经有一个判断：他认为中国政策执行者往往更为看重决断力（decisiveness）而不是可信性（credibility）。我认为这一判断很敏锐，在市场经济的草根时代，决断力或许更为有力，随着中国步入一个重构规则的时代，那么可信度的重要性也就随之上升。一个有可信度的政策制定者，才能在博弈之中赢得更多支持，往往也能够更好地维持市场的规则。

　　迄今为止，各界对这位法学背景的经济学博士期望不低，高期待更需要落地，与其骤然出台影响重大的错误决策，徐图正确的改革方案更为合理。尽管被视为一位平民总理，但中国民众对于李克强的个性仍缺乏深入了解，FT中文网采访李克强的大学同班同学时，他曾透露了一个细节：“你看这些大学时的老照片。李克强拍集体照，几乎总是喜欢站在后面，或者站在最边上。他平时沉默，从不张扬，有学习上的问题问他，他有问必答。”(本文原载于《金融时报》中文网，作者徐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