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进一步的制度变革,过去十年来,这一直是社会的共识——大约只有极少数对外大谈“中国模式”的知识分子除外。哪怕是执政党高层,也承认这一点。
然而,社会广泛期待之变革并没有发生。中国陷入了“改革困境”,在转型的中间阶段困顿了将近十年:政治领域的变革没有展开,本已发生一定变革的经济体制甚至出现了明显的倒退,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国进民退”。更为重要的现象是,在几乎所有领域,政府权力都增强并且不受约束,比如,政府大规模强制拆迁、征地,各级政府动用强制性手段进行“维稳”。过去十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维稳十年”。
为什么陷入这种困境?如何走出这种困境?
为此,需要回答一个问题:“改革困境”究竟为何?为回答这一问题,又不能不对“改革”的性质进行分析。需要追问:曾经的改革是如何发生的?也就是说,如何解释过去三十年的“中国故事”?
受哈耶克自发秩序和奥斯特罗姆多中心秩序思想的启发,我对中国的变化有一个与众人不同的解释。我认为,被归结于“改革开放”名下之过去三十年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文明复兴的结果。
需要解释“中国文明”为何。这个问题十分复杂,此处只简单论及经济领域。一个基本事实是:至少从宋明以来,明晰而获得相当充分之保障的私人产权基础上的市场制度,是中国社会组织经济活动的基本形态。学界对明、清、民国的工商业、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已有很多研究。
二十世纪中期的革命则以强制性权力摧毁这一体制,代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集中计划体制。这一体制是权力从外部强加的。也因此,国民不愿接受它。尤其是农民,对公有制、集体经营和计划制度持续抵制,并冒着生命危险,恢复传统的经济体制。小岗村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最终,由于意识形态崩溃,权力的控制力量趋向疲弱。由此才有了中国的变化。这个变化的实质是,国民通过违法的方式,自发地回归传统经济体制,城乡皆如此。中国有丰富而健全的传统资源,这就是中国比俄罗斯幸运的地方。
当然,支持市场经济的经济学者在变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对民众的“违法性制度创新”提供了正当性论证,政府所做的事情则是承认民众创造的新制度——其实是传统制度的部分回归。
人们把政府的这个做法称为“改革”。但是,改革的第一个主体是具有传统记忆的国民,他们中间涌现出了诸多“立法企业家(rule-making entrepreneur)”,或者张维迎教授、朱海就教授所说的“制度企业家”。因此,所谓改革,实为中国文明自主复兴之结果。八十年代的秘密在此。
九十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过去十年,变化更大。权力再度苏醒,并充满自信地主宰一切。尽管学者反复呼吁,民众通过违法方式进行的大量制度创新,政府拒绝予以承认。改革因此而停滞,甚至出现制度倒退。
那么,如何走出改革困境?我在2012年第九期《开放时代》上发表的《文明复兴视野中之变革新范式》一文提出,当放宽视野,从中国文明复兴之角度看待改革。
改革之所以陷入困境,一个重要原因是,包括执政当局在内的精英群体,不再具有八十年代那种理想主义,推动改革的力量弱化。原因在于,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实力增强,社会繁荣,精英群体有小富即安的心态。中国文明复兴这一伟大愿景之引入,或可唤醒精英群体的理想主义,刺激其在政治上走向成熟。也就是说,富裕起来的商、学等群体重新产生政治意识,愿意推动制度转型。制度转型是不可能自动发生的,必须有一些社会主体有力而充满韧性地推动。
至关重要的是,执政党若具有文明复兴的自觉,或可超越狭隘的一党一派之利益计算,走出维稳模式,面向中国天命,而具有开放的心态,愿意进行变革。
其次,中国文明复兴意识,也可提供改革的政治运作模式,那就是八十年代的“官民互动、内外沟通”。中国不缺改革的具体方案,民众每天都在进行制度创新,举起大者如小产权房,农地流转,民间结社,协商民主,社区自治等等。当权者所需要的只是对其中条件成熟的合理者予以承认。此即“官民互动”。为此,官方需要与学界保持密切联系,此即体制“内外沟通”。
最后,中国文明复兴范式也提示,当下中国所需要的变革是全方位的,不应限于经济体制改革,也不限于政治体制改革,还需要社会重建,需要价值重建。略加反思即可发现,哪怕是中国经济秩序之混乱,官员之败坏,乃至于精英群体之不负责任,都有价值空虚之根源。从中国文明复兴的角度规划改革,才有可能克服改革方案短视、狭窄之弊端。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必须更为全面地规划改革,因为,当下中国的问题是全面的。同时,也应从更高层面上规划改革,因为,中国正在具有重大的世界影响力。
从中国文明复兴的视野构想、规划、推进改革,也许是恰当的。我注意到,中共新一届政治领导人,尤其是习近平先生,已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最高政治纲领,而中华民族复兴之内核就是中国文明的复兴。
我相信,在这样的大转型也即中国文明复兴的时代,天则所应当、并且完全可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天则所本身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产物。二十多年前,邓小平南巡,重启了改革,尽管已经严重跛足。但毕竟打开了变革的通道。社会各个领域恢复生气。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到今天,天则所已是国内运营时间最长的纯粹民间学术、思想机构。
近二十年来,对于中国大转型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从经济问题,到法律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乃至于文化问题,天则所都予以密切关注,积极研究,组织讨论,同时通过各种形式对公众发表相对独立而负责任的意见,积极推动各个领域制度之大转型,也在积极推动中国文明复兴。凭借自己独立的立场,负责任的公共精神,专业的学术研究能力,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尊重。
在漫长的岁月中积累的广泛的社会联系与崇高的声誉,这是天则所最为宝贵的资产。2013年,中国可能发生巨大变化,天则所也将迎来二十周年生日。天则所各个部门,若能地充分而智慧地运用这些资产,则天则所就可以在中国大转型,也即中国文明复兴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天则所之所以在过去二十年中取得一些成就,乃是因为,天则所聚集了国内各个领域最为优秀的学者,也与企业界、各个领域的社会贤达保持密切联系。没有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参与,就没有天则所的今天。在此,我对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和积极参与,表示诚挚的感谢。天则所也期待与社会各界更为密切地携手,参与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诗云:
伐木丁丁,鸟鸣嘤嘤。
出自幽谷,迁于乔木。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相彼鸟矣,犹求友声。
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神之听之,终和且平。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