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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的盛宣怀，为筹办开矿，奔走于湖北、上海、南京等地。年仅31岁、轮船招商局高管、四品官衔、享受二品待遇、领导身边的红人，在官场看来也算是事业有成、前途无量，出差途中诱惑多多本是官场商场积习，难免有豪放之举。李鸿章对此进行敲打，当然不是要盛宣怀做道德楷模，更多的还是担心他因此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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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年初，32岁的盛宣怀终于获得了梦寐已久的“单飞”机会，主持湖北煤铁总局的工作，出任“提调”。
其实，自上年开始，他就一直在筹备开矿，并在湖北进行勘探。获此任命，是他第一次担任“一把手”。此前，虽然在轮船招商局的筹办中，盛宣怀参与颇深，但因为融资能力、管理经验的不足，仅仅被任命为四人班子的成员之一。
李鸿章对这位大秘书的栽培，可谓无微不至，这一方面是看中了他的能力，认为他“才识俱优、洵为出色之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湖北多煤铁资源，“现在中国制造轮船、枪炮，以煤铁为大宗，酌仿洋法，就地开采，实富强之根本。”（1876年2月4日，李鸿章批示）需要可靠的自己人掌管经营。
此时，经验不足依然是盛宣怀的软肋，而且，在李鸿章看来，盛宣怀还有个很大的问题：急于求成，拼命想做出政绩来。在湖北煤铁矿的建设中，李鸿章关注最多的，除了矿本身的进展之外，就是不断敲打盛宣怀，要求他不要急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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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年（1875），还在盛宣怀筹办期间，李鸿章就写信叮嘱他“切勿轻率从事”：
“广济采煤，稍有端绪，绅民尚无间言。兴国所产铜铁质地如何，是否畅旺？每岁能采铜铁若干？必须切实查勘，妥细试炼，并将需用经费通盘筹画，确有把握，始可设厂试办，渐求扩充，切勿轻率从事，致遭物议”。
更有意思的是，李鸿章还在信末附带了一笔，关心起了盛宣怀的私生活：“闻金陵豪将花赌颇盛，而执事亦跌宕其间，毋亦少年结习欤！”（1875年12月2日，转引自《盛宣怀年谱长编》）
彼时的盛宣怀，为筹办开矿，奔走于湖北、上海、南京等地。年仅31岁、轮船招商局高管、四品官衔、享受二品待遇、领导身边的红人，在官场看来也算是事业有成、前途无量，出差途中诱惑多多本是官场商场积习，难免有豪放之举。李鸿章对此进行敲打，当然不是要盛宣怀做道德楷模，更多的还是担心他因此误事。
对于盛宣怀第一次独当一面，李鸿章似乎总不是特别放心。1876年2月3日（正月初九），他在写给盛宣怀的信中说：
“此局官山官办，成本较重，务祈格外撙节，妥细筹维，勿稍亏折，致滋口实，是为至要。……开挖煤铁之举，既荷廷旨允行，一切自无阻挠。惟系开创利源，易招谤忌，务望实心实力，廉正为本，精核为用，先自立于不败之地，始终不移，庶几可大可久。而执事为中土开此风气，志愿宏斯，勋名愈远矣。”
在鼓励之外，更多的仍是告诫之意，并且将成本控制放到了关系成败的高度——的确，日后证明了李鸿章的担心并非杞人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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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对盛宣怀的支持，甚至已经超越了一般的上下级关系。11月6日（九月二十一），他在信中给盛宣怀甚至如此交底：“家兄调回湖广，明年春夏间当可履任，不患无人主持，但患矿产大薄耳。”“家兄”，即李鸿章之兄李翰章，原任湖广总督，因故暂由湖北巡抚翁同爵代理。
翁家与李家可算是政敌，结怨于当年镇压太平天国之时。
翁家老大翁同书，时任安徽巡抚，率军守定远，未能抵挡住太平军，城陷，他却弃城远遁，逃往寿州。此后，翁同书又力主招抚江北匪首苗沛霖，但苗沛霖与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相通，不久复叛，举兵围攻寿州。而翁同书却欺瞒朝廷，甚至在苗沛霖攻破寿州后，还于奏折中力表苗沛霖之忠义。
当时主持前敌作战的曾国藩对此十分痛恨，但顾虑翁同书之父翁心存为同治皇帝之师，圣眷优渥，投鼠忌器，写好了弹劾奏折后，游移再三。此时还在担任曾国藩秘书的李鸿章，则在曾国藩已经草拟好的奏折上加了数句，以塞翁氏一门之口：“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曾国藩一看，下定决心，弹劾翁同书。弹章递上，朝廷果然下令将翁同书褫职逮问。王大臣会鞫之后，依律定为“大辟”（斩首）。自此，翁氏一门与曾、李结怨。
朝廷用李翰章为湖广总督、翁同爵为湖北巡抚，其实隐约也有制衡之意。日后，翁家老三翁同龢亦成为对李鸿章牵制最大的政敌。
李鸿章派盛宣怀湖北开矿，当然也是看中李翰章在这里担任总督的便利。李翰章暂时离职，翁同爵代理总督，对李鸿章和盛宣怀都不是好事，李鸿章信中“不患无人主持”之句，正说明此时“无人主持”。将李翰章即将回任的消息透露给盛宣怀，虽然有违组织原则，但的确能令盛宣怀安心和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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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在李鸿章写给盛宣怀的信件中，依然不断地对他进行敲打，告诫其不可贪功躁进，宁可慢一些，不可失败：
“中国用西法开矿，事系创办，洋匠高下访询殊难确实，此皆不足引咎。惟缔造伊始，局面不必阔大，必须试办有效，再行逐渐开拓，方为稳著。”（1877年1月19日，十二月初六）
“鄂省矿务中外具瞻，成败利钝，动关大局，一涉颓沮，势必旁观窃笑，后来裹足。兴、济虽不必株守，鄂省则阁下立足之地，自应在鄂得手，方为办理有效。若宜煤冶铁规画难成，不得已而改图北来，议其后者将谓不克取效于南，亦必不能取效于北。”（1877年8月16日，七月初八）
在同一封信中，李鸿章还提到：“另示往复数百言，谓商局宜专责唐（唐廷枢）、徐（徐润）二人经历，办漕仍责云甫（朱其昂），执事（指盛宣怀）自拟息肩，专任矿务。”这是提醒盛宣怀，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湖北开矿，并非轮船招商局，那边已经一个萝卜一个坑，都安排妥当了，安心在湖北工作。
“荆、宜、施所属矿产极富，若由矿师查勘明确，耐心在彼开采，当不至又无把握。直隶开平矿产……现尚未筹办，欲俟阁下在鄂开采有效，庶开平仿办亦易。若湖北奏办数年，竟以毫无成效，改而他徙，则多谋少成，适足以贻局外之口实也。”（1877年9月8日，八月初二）……
在这些私信中，李鸿章最为担心，就是一旦开矿不利，将给政敌们留下“口实”——从中亦可推测，此时的李鸿章因开矿之事，承受了官场上的巨大压力。
李鸿章的确对盛宣怀的弱点看得很透彻，尽管他千叮咛万嘱咐，盛宣怀却恰恰走上了李鸿章最为担心的道路：急躁冒进，导致湖北开矿的失败……
（作者系太平绅士、历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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