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8日是纳尔逊·曼德拉95岁寿辰。这位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新南非国父，可以说是我们这个众声喧哗、意见纷纭的时代受到最高程度和最大规模集体敬仰的人物。
曼德拉自言：“人类讲及自己时会流于夸大，所以我将留给历史学家和专家去夸大其辞。”
历史学家，以及担负记录“即时变成历史的新闻”职责的媒体人，理应尽可能避免夸大其辞。但即使本着这样的初衷，在尝试“还原”历史情境里的这位非洲奇男子时，我内心深处的敬意仍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超越非黑即白
7月18日是曼德拉的生日，也是联合国大会2009年11月决议设立的“纳尔逊·曼德拉国际日”（简称曼德拉日）。联合国号召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这一天从事至少67分钟的公益活动。
67分钟，象征着曼德拉为反种族隔离事业奋斗的67年政治生涯（1942－2009，这是南非人的通常算法）。
美国记者约翰·根室（John Gun-ther）大约1954年前后曾到访南非，正赶上南非白人政权将种族隔离迅速、全面、系统制度化的高潮期（后著有《非洲内幕》，世界出版社，译者伍成）。这时，曼德拉已投身反种族隔离运动12年，因1952年担任“蔑视不公正法运动”发言人与全国志愿者总指挥而小有名气，已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重要领导人。不过，根室在书中没有提及曼德拉，实际上，他在南非待的时间不长，采访对象多是白人，甚至于他使用的“南非民族主义”也专指南非白人（布尔人）的独立情怀。
尽管如此，根室的观察结果足以令他坚信种族隔离没有可能长期存在下去。根室写道：“种族问题的阴云惨雾笼罩着（南非的）一切……我认为，由于有计划地不使非洲群众有任何组织和前进的可能性这种残酷事实，目前的制度可能继续存在一个漫长的时期。但是，认为占少数的白种人能够永远把占大多数的黑种人完全压服住是毫无理由的，没有人能够无限期地镇压住整个民族。”
在南非，根室一再听见白人忧愁地发问：“我们是否有前途？或者我们是否是一种注定要灭亡的人？我们的儿孙们将要遭遇到什么样的命运呢？”当时的南非劳工部长詹姆斯·德克勒克发表演讲，警告南非白人面临四种危险黑色危险（黑人的政治觉醒）、红色危险（共产主义）、黄色危险（印度移民）和白色危险（南非白人的分裂）。谁能想到，在世界眼中如此强横的南非白人政权，望向四周却只看见各式各样的威胁，内心脆弱、恐惧深切。
由此，根室披露了一个不大为黑人和外界关注的事实，就是在包括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白人眼里，种族隔离问题不是“土著人的问题”，而是“关于白种人的生存的问题”。
个中原因说来话长，在非洲，南非白人实在是极为特殊而纠结的族群，与定居其他非洲国家的白人不同，他们普遍把南非当成唯一家园，除却南非，无家可归。他们不仅为摆脱大英帝国打过两场布尔战争，甚至还创造出只有他们自己会说会写的“南非语”（又称布尔语，也即曼德拉在狱中学习的阿非利卡语）。
和根室一样，曼德拉敏锐地看到南非黑人没有能力“把白人赶入大海”，南非白人也没有能力灭绝占总人口五分之四的黑人或长久施行种族隔离制度。他同样发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南非白人政权施行种族隔离制度，更多是出于“务实”考量和对自身生存前景的巨大恐惧，肤色偏见反在其次，因此把白人逼到“无路可退”的地步，无益于黑人争取自由的事业。
漫长而艰难的铁窗岁月，还使曼德拉进一步认识到，如果被压迫者得不到自由，压迫者也同样得不到自由。“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一样需要获得解放。夺走别人自由的人是仇恨的囚徒，他被偏见和短视的铁栅囚禁着。”
根室看到了问题所在，而曼德拉解决了这个问题。在67年的政治生涯里，曼德拉超越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思维，超越南非历史与现实的深切纠结，超越各个族群内部及彼此之间的积怨与分歧，始终如一地反对白人专政也反对黑人专政。始终如一地追求南非所有人民和谐共处。
不是“甘地第二”
上世纪90年代初，曼德拉同意与南非白人政权谈判，成功领导人民和平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圣雄甘地第二”的称号不胫而走，很多人误认为他是非暴力主义的信徒。对此，曼德拉一方面表示高度尊崇圣雄甘地，另一方面却又委婉而又意味深长地反驳：“尼赫鲁才是我心目中真正的英雄”。
甘地被尊奉为非暴力主义和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精神领袖，尼赫鲁则被公认为一位务实的政治家。他追随但不盲从甘地。早在甘地以超出“非暴力”限制为由宣布中止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时，尼赫鲁便意识到了非暴力主义的局限性。
曼德拉从不讳言非暴力主义不是他的信仰。他一再强调：“不能把非暴力看作是一种神圣不可违背的原则，而应当把它看作一种根据形势需要而使用的战略战术”。
在数十年反种族隔离斗争中，曼德拉有过两次至关重要的道路选择。
第一次发生在青壮年时代。在暴力与非暴力之间，曼德拉选择了暴力；同时在各种程度的暴力中间，又选择了最低烈度的暴力不以人员伤亡为目标的破坏活动。
从1948年至1961年，南非白人当局制定和修改了60多项种族主义政策与法律，自1912年成立便坚定奉行非暴力主义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到1960年遭到彻底取缔。曼德拉认为，基于这种形势，仅靠非暴力手段，不可能推翻种族隔离制度。
他在自传中写道：“我们一次又一次使用我们武器库内所有的非暴力武器，例如演讲、派代表团、威胁、游行、罢工、自愿坐牢，这些武器都没有效果，因为都遭到铁拳的打击。压迫者确定斗争的性质，被压迫者常常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去揭露压迫者。也就是说，发展到一定时刻，只能以火救火。”
1961年4月，曼德拉转入地下活动，两个月后创立了非国大军事力量“民族之矛”并担任总司令。年底，“民族之矛”首次展开暴力活动，制造了一系列爆炸事件。
1962年1月，他秘密取道博茨瓦纳离开南非，在埃塞俄比亚和摩洛哥接受两个月军事训练，学习内容包括移动射击和进行爆破。这一年，曼德拉总共访问了12个非洲国家并在伦敦逗留两周，搜集和研究各国游击战资料和关于武装斗争的著作，包括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密特朗领导的法国游击战、东欧各国游击战、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撰写的《反抗》等，并做了大量笔记。有趣的是，研究游击战的日子里，曼德拉也在阅读《安提戈涅》等希腊戏剧，“对人类的敏感度提高了”。
也是在1962年，曼德拉初次邂逅“中国革命”在伦敦一家书店买到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曼德拉回忆说：“这是我读到的第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这可是一部很不错的作品，内容简单，有感染力。”“中国革命真是一部杰作，是真正的杰作。如果你了解到他们开展革命的方式，就会相信所有事情皆有可能。中国革命真是个奇迹。”
研究游击战和醉心希腊戏剧这段日子，是他72岁以前最后一段“自由”时光。作为南非当局的头号通缉犯，曼德拉于1962年8月5日再度被捕，并以煽动罢工和非法离境罪被判5年，1964年又以蓄意破坏等罪名改判终身监禁。在狱中，曼德拉熟读毛泽东著作。
1969年4月22日，曼德拉在狱中写信给时任的南非司法部长。信中说：“在这样的形势下，诉诸暴力是自由战士们不得不选择的方法……收起我们斗争的羽翼就意味着向一个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政府妥协，也就意味着我们对自己事业的背叛。世界历史尤其是南非的历史告诉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诉诸武力或许还是合法的。”
曼德拉第二次具有转折意义的道路选择，发生在1985年。这一年，他67岁，入狱23年。这一次，在暴力与非暴力之间，他选择非暴力，决定停止武装斗争，与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展开谈判。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决定。一时间，他遭到众多难友、战友和追随者的质疑和反对，被抨击为在背叛，在屈服。理查德·斯坦噶尔（《曼德拉之路：关于生活、爱与勇气的15堂课》一书作者）曾问曼德拉：“你为什么选择放弃用暴力取得政权？是你觉得自己力量不够，还是因为你发现用和平手段可以得到国际支持呢？”
曼德拉反问：“为什么两个原因我不能兼而有之呢？”他的逻辑与入狱前主张暴力时如出一辙：谈判只是策略，终结种族隔离才是目标。他劝告激进的黑人组织，把武器扔进大海，而不是把白人赶入大海。
在一个高度分化和分裂的社会里，曼德拉相信存在共识，并且奇迹般地既坚守了原则，又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最终和平地实现了自己想要的共识。世界纷繁芜杂，不仅同时存在丰富的中间与混合色调，连同黑白两种看似天生对立的颜色，也能够和平共存。不管社会分裂程度多深，总能找到共识促成团结，这是曼德拉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启示。
宽恕的前提
自1652年首批荷兰殖民者登陆开普敦，南非就出现了种族隔离，被全面系统地制度化也有半个多世纪，其间种种黑暗血腥，令南非创巨痛深。
在反种族隔离运动中，很少有幸存者受过曼德拉遭受的痛苦，所以也没有人比曼德拉更有资格说：放下仇恨，让过去的过去吧。曼德拉也的确说了这样的话，但他的前提是“不能逃避真实”。罪犯可以赦免，但罪恶必须详尽地记录下来。
1995年11月29日，在曼德拉的推动下，南非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要职能是调查种族隔离时期有关暴行的真相，主要工作就是聆听受害者及其家庭的陈述，凡主动讲明自己罪行者予以赦免。
委员会从成立之初，就得了个“流泪委员会”的绰号。众多受害者哭泣着讲述他们在种族隔离时期遭受的非人折磨，很多细节令人毛骨悚然。白人警察则诉说他们如何绑架反种族歧视分子，让他们求饶后再开枪射击，或者干脆扼死他们再砸碎脑袋。委员会也没有回避黑人的暴力犯罪行为。
既然终归要放下，要宽恕，要和解，为什么还要清算真相？还要揭开那些流血化脓的伤疤？不论当时还是现在，南非社会对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一直存在争议，但曼德拉始终支持和肯定委员会的工作，相信历史需要还原真相，清算罪恶正是为了宽恕，这才是国家团结、民族和解的正道。
有两件与曼德拉个人遭遇直接有关的事情，颇能说明他对真相的态度。
1969年，曼德拉开始在狱中偷偷写作自传，1971年因被狱警卡德发现而中断。33年后，卡德将没收的两本笔记手稿交还曼德拉，曼德拉在向卡德道谢时说：“这两本笔记并不单纯是一名囚犯的手稿，它们同时代表着一种希望，亦即我们可以重拾曾受种族隔离政府压抑的记忆与往事。”他感叹：“我们国家的历史特点是被遗忘的事太多。”
2004年9月，曼德拉当时唯一在世的儿子马克贾托死于艾滋病，终年54岁。当时在南非，艾滋病是一个禁忌话题，马克贾托去世时，医院没有透露死因。但数小时后，曼德拉亲自公布了儿子的死因。他告诉媒体：“我们不能逃避真实。”“让我们公开艾滋病，而不是隐瞒它，唯有这样做，艾滋病才能被当成一种普通疾病。”
当时英国广播公司的一则现场报道写道：“在亲自宣布儿子死讯的新闻发布会上，曼德拉企图用沉默寡言和面无表情掩藏真实情感。尽管他语气努力保持镇定，但那滑落的泪水泄露了无尽的悲痛。”
追求真相但宽恕罪恶，一个深层的原因是曼德拉相信，只有坏的制度，没有坏的人。他不会让个人的不幸遭遇轻易影响决策判断，并且所作判断总是基于美好的人性。
曼德拉写道：“我知道，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存在着仁慈和慷慨。没有一个人由于他的皮肤、背景或宗教而天生仇恨另一个人。人们一定是通过学习才会有恨，如果他们能够学会恨，那么他们也一定能够学会爱，因为爱在人类的心中比恨来得更自然。”
厄运锻造的英雄
千禧年之交，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千年来百位最重要人物，曼德拉排名第51，前面是哥伦布、马丁·路德、伽利略、达·芬奇、牛顿、达尔文……2004年美国的一项研究显示，曼德拉已成为全球性的商标名称，知名度仅次于可口可乐。
历史充满苦涩的戏剧性。曼德拉的名气，很大程度上是被厄运成就的。他坐了多年牢，身心却竟然没被击垮，令“重新想起”曼德拉的南非和世界都大吃一惊。
说“重新想起”，是因为他一度被遗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曼德拉和他的同伴被判终身监禁后，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陷入低潮，全面的种族隔离愈演愈烈。南非当局不仅刻意隔绝曼德拉与外界的联系，也一直试图将他从公众脑海中抹去。
进入1980年代后，历史的风向悄然改变。1980年3月，南非一家报纸首次打出“还曼德拉以自由”的通栏标题。很短时间里，曼德拉突然一跃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囚徒，反对种族隔离制度最有力的象征。而从狱中传向南非各地，又从南非传向世界的消息，把曼德拉“描绘为一个极具威信和影响力的人，虽然经历了20年的囹圄生涯，依然开朗、达观和充满活力”。
世界越了解他，就越被他的人生选择和人格魅力所打动。
曼德拉本是一名酋长的长子，受到当地国王的庇护。但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的时候，他已经下定决心：不凭血统而凭能力开创自己的道路。
他果然有能力，年纪轻轻就成为开业律师，攀上南非黑人社会最高等级。但是，为了从事反种族隔离的斗争，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个人的锦绣前程。他和人称“南非之子”的挚友坦博有共同的人生观：“人生的目的是求发展，这也是命运的召唤。有些人可以自助以求发展，有些人需要他人帮助。”
对一个富有理想、热爱生活、感情充沛的人来说，最痛苦的不是要为自己的理想而承受苦难，而是失去家庭生活，并且不得不连累亲人一同承受苦难。曼德拉早年便为反种族隔离事业东奔西走，其后又遭遇27年牢狱之灾，直到坐牢的第21个年头，他才再一次触摸到第二任妻子温妮的手。
这样的人生境遇，意味着私人生活的不幸。他的第一任妻子伊芙琳1998年11月接受英国《泰晤士报》采访，风烛残年的她回顾与曼德拉的12年婚姻，仍形容为“我一生中最不愉快的日子”，充满沮丧和辛酸，因为“他为了革命而牺牲了家庭生活”。
在自传中，曼德拉谈到的牺牲通常都与家庭生活有关。“我一直不能跟家人团聚，在我的政治生涯中，这是一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我很喜欢在家里休息，安安静静地读书，呼吸点儿从厨房飘来的饭香味儿，然后和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吃饭，偶尔带妻儿到外面游玩。如果连这些简单的快乐都享受不到，在日常工作中就会感觉到失去了生命中某些珍贵的东西。”
回顾人生选择，曼德拉说，尽管仍会作出同样的决定，但“我可能会有一点望而生畏的感觉，那些我明知道要发生的人生悲剧足能够融化我内心钢铁般的意志”。
曼德拉自认既非完人也非圣人。在五年总统任期里，他“经常由于明显的过错而受到责备，其中包括过分忠于衰老的盟友、态度孤高、性情暴躁、傲慢自大、竭力讨好可畏的白人少数、满足于既得荣誉、许下政府履行不了的诺言。”对此，曼德拉的反应很“另类”：人民不再把他视为永无过失的神明，“这使他自己感到极大的宽慰”。
他自视平凡，亦有坚定的自信。回首一生，他说：“毫无疑问，当人们把我带到永远安息的地方，我将含着微笑，因为我认为，不管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下，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
什么样的成就？1999年2月，曼德拉在南非议会的开幕讲话中这样自我总结：“在很多方面南非还是一个病态的社会，因为种族因素在南非的政治经济生活中仍会长期起作用。但是，包容与分享已经成为国民意识的主流，通过民主与法制的途径争取各自的利益正在成为公众的实践。”
从长远和全球层面来看，曼德拉对世人的道德感召力，超过了他领导南非人民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和平塑造新南非的历史功绩。在世界各地，从政府首脑到普通百姓，成千上万的人见证了他的奇迹，深受激励。
美国总统奥巴马如是评价：“他所作出的人生抉择，使我们认识到一个人不能仅仅满足于接受现状，而是应该尽我们所能去追求理想的世界。”
南非犹太人教会领袖（首席拉比）沃伦·葛登斯坦在7月10日的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发表文章，把曼德拉称为名人的新类型：“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私自利、物欲横流的世界，人们对物质英雄顶礼膜拜。而纳尔逊·曼德拉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他是一位精神英雄，一位价值观和道德信念的英雄。”
对曼德拉的赞颂汗牛充栋。对我自己而言，唯已故香港歌手黄家驹的《光辉岁月》最具直抵内心深处的力量。无论何时何地歌声响起，纵不能再如年轻时那般心潮澎湃，眼底总有一点热意和泪意。据说，当年曼德拉请人将歌词译成英文，听罢亦曾潸然泪下。
“钟声响起归家的讯号，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
谁的一生不曾经过彷徨的挣扎？而风雨中始终抱紧自由，囹圄中坚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曼德拉病危期间，拉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一个中学生合唱团恰好在南非参加一个合唱节，专程来到比勒陀利亚曼德拉入住医院外，用歌声表达祝福。合唱团指导老师洛兰·格兰杰说：“我感谢他，他是真正的英雄，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有更多的人像他一样，为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奋斗。”
曼德拉非常喜爱莎士比亚戏剧《皆大欢喜》里的一句话：“逆运也有它的好处”。但实际上，没有足够的德行，逆运并不能当真带来好处。反过来，厄运能够验证德行，不可征服的灵魂经受苦难锻造，锤炼出历史中的真正英雄，赋予人类生存和进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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