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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造假面对的最高处罚也就是行政处分，连开除处分都很少见到，事后毕竟有替领导承担罪责之功，往往会被妥善安置。如此低廉的违法成本，根本无法遏制地方数据造假的冲动，相关法规便显得苍白无力。
30省份GDP总和超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数据3万多亿？
其实，为了完成全国上半年7.6%的GDP增长指标，根本不需要31个省市区参与，确切地说，只要21个就够了。
目前排名前21个省份的GDP数据，共计252823.68亿元，已经超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248009.2亿元的GDP总量。但截至7月27日，除青海外，全国有30个省份公布了上半年经济统计数据，将其GDP相加，则超过全国总量31630.2亿元。等青海出来，无异于锦上添花。
这样的情形不是什么新闻，几乎年年地方统计总和都超中央，每每引起公众热议。
有专家出来辩护说，地方和中央数据差别也与统计方式有关。例如，一种产品可能在全国跨地区流动，一省的最终产品成为另一省的中间产品，就存在着重复计算。
如果问题如此简单，靠完善统计方法，加强监管还是可以有效规避的。
但我最近应邀去北大讲课，东部地区一个县的财政局长披露说：现在为了完成稳增长的任务，一些落后地区数据造假成风，增长多少全凭领导一句话。而此前一位在中部地区担任乡党委书记的熟人则大倒苦水：中央规定增长7.5%，到了省里就变成了8%以上，最后层层加码，到乡里就变成了10%以上，完不成就摘乌纱帽，怎么办呢？只能掏钱到县财税部门买数据，一个点最少30万。
为了治理基层数据造假，国家统计局曾在其官方网站曝光广东省中山市横栏镇在工业企业统计上弄虚作假。经核查当地71家工业企业发现，经科局编报2012年年报工业总产值85.1亿元，初步核实为22.2亿元，虚报62.9亿元。2012年3月，国家统计局披露，山西河津市统计局个别工作人员在一套表联网直报２０１１年年报数据前后，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向某些企业发送数据资料，要求企业按此数据上网报送。而重庆市永川区出台《永川区“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办法（暂行）》，要求企业报送统计数据前，先由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审核评估后方可上网报送。
这只是基层政府统计造假的冰山一角。如果数据普遍失真，必然导致中央最终决策的依据出现严重偏差，后果相当严重。
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简政放权，回归市场，矢志不渝地推动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整体升级，对传统“官出数据，数据出官”的唯GDP思维进行强力纠偏，但无奈当下经济下行，稳增长保就业压力巨大，加上地方政府惯性思维，权力运行不公开，缺乏社会监督，数据游戏往往在体制内循环过程中进行，形成了一把手出数字的有中国特色的神奇统计学。
近年来，国家统计局启动了工业企业的联网直报系统，希望借此掌握各地经济运行的一手材料和数据。此外，中国颁布了《统计法》、《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规，2009年还专门出台了《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根据这些法规，对于统计数据造假相关责任人员的问责，可以给与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与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与开除处分。
去年3月开始，国家统计局就掀起一阵“统计打假”风暴，连续通报重庆永川区、山西河津市、甘肃玉门市、福建建瓯市等四个地方公然干扰企业直报数据的事件。当时，山西河津市统计局长应声落马，被免除局长职务。而幕后主导的党政主要领导却安然无恙，处于权力弱势地位的统计局相关人员被责罚，颇有些代罪羔羊的意思，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更多地与地方首长的政绩挂钩，环保部门的官员也遭遇类似窘境。
更何况统计造假面对的最高处罚也就是行政处分，连开除处分都很少见到，事后毕竟有替领导承担罪责之功，往往会被妥善安置。如此低廉的违法成本，根本无法遏制地方数据造假的冲动，相关法规便显得苍白无力。
因此，要想彻查30省份GDP超过全国3万多亿的真相，首先应当拿出当前审计署详查地方债务的魄力，中央组织力量进行一次深入的打假风暴，鉴于统计造假性质严重的，涉嫌渎职犯罪，必要时可由检察机关介入，以推动中国统计的去泡沫化进程。
当然，从长远看，还有赖于地方政府彻底扭转传统政绩观，并在政绩考核过程中更多地引入民意，完善配套法规，将权力真正装到制度的笼子里。
中国GDP增速放缓不足惧，可怕的是，这是注了水的放缓。
（作者系《工人日报》要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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