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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在引进外援方面的深刻教训，说明仅仅靠高薪是不够的，关键在于要有规范的“猎头”方式。他在不幸中的万幸是，没有签订一份愚蠢的、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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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薪引进洋帅，是大清国改革开放的一大特点。这些洋干部中，大多数都还是相当称职的，当然，也有例外。
这样的一个例外，被盛宣怀摊上了。
1875年年底，计划勘探和开采湖北煤铁矿藏的盛宣怀，从日本“达革西马煤矿”聘请到了一位英国矿业工程师马立师（Samuel John Morris），负责勘探，双方于次年2月19日，在汉口英领事馆签订了《雇用合同》。
中方提供的薪水相当丰厚，月薪300两白银（折合人民币6万），相当于年薪3600两，而大清帝国一品大员的法定年薪是180两白银——当然，官员们还有十几倍甚至数十倍于此的“养廉银”。
这个合同“言定先行雇用六个月，准从英历一千八百七十六年正月初一日起，六月底止。”之所以只定6个月，合同中也写了理由，首先是“现在试办之初，尚不知本处煤层是否深远，该洋人能否办有效验。”这是客观理由，在煤矿勘探确定之前，不宜签订长期合同。
第二个理由则相当雷人了，居然是对马立师的资历存在疑惑。合同中如此约定：“倘该洋人所指之地，打签字后如法开挖，并无效验，徒费资本，是该洋人所称开矿熟手金属诞妄，应将其欺妄缘由刊布中外新闻报，以示惩儆。”由此可知，中方当时对马立师的情况并不特别了解，他的专业能力主要是其“自称”为主。盛宣怀的相关档案也记载：“据伊（马立师）自称，曾经承办外国开矿机器事务二十余年，实系熟手，情愿尽心竭力充当本局监工。”但是，也“闻其议论徜恍迷离，迥不如台湾翟萨条理井井，故仅订半年之约”。
因此，干脆在合同中约定，如果马立师的勘探效果不好，中方固然要承担巨大的资金成本，而马立师也要承受名誉上的损失——公开登报责其“欺妄”。
如此看来，当时聘请矿业工程师确实不易，而盛宣怀为了谨慎起见，签订短期合同，事后证明是相当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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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大清国的矿业刚刚开始起步，盛宣怀等已经认识到了物色和引进专业人才的重要及艰难。盛宣怀说：“开矿不难在筹资本，而难在得洋师……矿事之成败利钝，实以洋师之得人不得人为定。”
然而，他聘请的第一位“洋师”，却结结实实地给他挖了一个大坑。
聘用合同签订后，马立师从上海来到湖北，在广济、兴国等地打孔勘探，但只能确认有煤，却无法确认煤层的厚度与质量，必须勘探到300尺深度。而6个月的聘用期限，很快就要过去了，马立师提出将聘用期限延期，改为非固定期限，中方可以随时解除。盛宣怀表示同意。
但是，到了9月份，马立师的钻探已经到了370尺深度，仍不见煤。盛宣怀日后在写给李鸿章的报告中承认：“其时，误于矿匠马立师不谙煤脉，妄称所开之煤系属上层，故多嫩碎，挖及下层，必能坚厚，且云兴国、广济煤脉跨江而通。职道见矿务书中亦有此议，终无阅历，误信其言。于是一面用洋法扦探，一面用土法开挖，期得下层而后已。孰知洋法扦数十丈，而煤层未见；土法开采百余处，见煤者亦四五十处，而煤质仍碎，所挖出煤数万石,运至上海，售价不敷运费。”
至此，盛宣怀彻底绝望，只好将马立师立即辞退。此时，盛宣怀应该是多么庆幸，自己当初签订了一份极为明智的聘用合同，不至于将自己捆绑进去，赔了夫人又折兵。不过，盛宣怀也并没有如合同约定的，登报指责马立师“欺妄”——这一方面可能是出于“不为已甚”的恻隐之心，另一方面也应该由家丑不可外扬的顾忌。
盛宣怀为这次走眼，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耽误了足足9个月的时间；二、耗费了不少勘探经费；三、给反对者（无论是针对盛宣怀个人的、还是针对开矿这一新生事物的）提供了口实。
亡羊补牢的盛宣怀，临阵换将，这次经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介绍，通过更为正规的“猎头”方式，找到了另一英国矿业工程师郭师敦（A.W.Crookston）。
郭师敦的资历和能力，再也不是听其个人一面之词了，而是有着相当规范的文件支持。一是英国的工程师资格证明，二是此前其所任职的大型矿业公司董事的推荐。推荐函相当扎实，先是对郭师敦在改公司的学习和实习进行总结，称赞其“举止端方，洵堪嘉尚，且能致志专心，习练矿务，如外而看矿，内而书记之类”，因此在其“将次学成之日，已由各处争相延置，广为测探煤矿及识别五金矿务等事。”随后，推荐函又对其工作表现进行总结，说他“尔雅温文，精通矿艺”，“同事诸君，念其才堪胜任，咸相推许，将来凡属矿务，俱可委其经办也。因信其品学兼优，爰述大概，且寓引荐之意焉。”
日后，郭师敦的确表现不俗，证明了在引进外援方面，仅仅靠高薪是不够的，关键在于要有规范的“猎头”方式。
（作者系太平绅士、历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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