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一定要存有敬畏之心。要尊重市场规律，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扩大公众参与，扩大市场的作用， 公私合作，共建PPP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
城镇化率一定会提高
城镇化和工业化就像一个人的两条腿，二者相辅相成。“工业化率”是工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城镇化率”是城市人口占全体人口的比例，当下的现状是“工业化超前，城镇化落后”。
2012年，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当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1.3%，同年的工业化指数是多少呢？46.8%。乍一看，这两个数字吻合得很好，比照全球平均水平，就会发现问题，全球平均工业化率只有大约26%。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的比值，代表工业化率对城镇化率的提升能力，从这一角度看，我们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还很明显。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全球平均的城镇化率为50.9%，而工业化率不过26.1%，二者之间的比值是1.95，中国“两率”的比值是1.09。如果与发达国家相比， 差距区别更为显著，2010年，美国的“两率”比为4.1，即城镇化率高达工业化率的4.1倍。
同年同一比值，法国为4.11，英国为4.09，德国为2.64，日本为2.48，共同呈现出城镇化率远远高于工业化率的特征。即便是“金砖五国”中的巴西、俄罗斯、南非和印度，两率的比值也分别达到3.22、1.97、1.38和1.15，都比中国的高。
我们的城镇化率大致相当美国1920年代的水平，日本1940年代的水平。统计数据代表了空间布局的未来趋势：我们一定会往城镇化率提高的方向走。
城镇化滞后，是因为我们过去的体制不允许人们自由地迁徙，遏止了城镇化这个潜在趋势。现在，这一趋势挡不住了。过去30多年的改革，通过人口流动激活了社会。现在，一到春节，有大约22亿人次跑在路上，这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是没听说过的故事。再过30年，中国人还会这样“兵荒马乱”似的跑来跑去吗？
现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几个特大城市，接纳了大概45%的流动人口，造成各方面的资源都很紧张，但是挡又挡不住，人口还是朝着这个方向流动；另一方面呢，很多三四线城市修了宽阔的马路，兴建各种地标式建筑，造了很多开发区，但是又没有人去。
现在很多人都说小城镇好，风景优美、空气清新，鼓励大家去小城镇，但是，说这个话的人住在哪儿？几乎都居住在大城市，自己都不肯去，这很说明问题。
我认为，讨论城镇化一定要尊重里面的客观规律，它既不以官员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学者、企业的意志为转移，一定要存有敬畏之心。
谁也没能耐把人圈起来
城镇化有很多维度，其中一个维度是物理外观上的，就是国土上冒出了更多的城市，冒出了更多的地标性建筑，冒出了更多高楼大厦，需要有更密集的基础设施支撑民众高密度的经济活动，生活和生产。这是外在的维度。
还有一个内在维度更重要，它是人的社会权利城镇化。城镇化是什么，是普通人对经济收入较高的机会做反映，为什么人们总的趋势是往城市走呢？因为聚到一起，需求集中以后，分工程度可以提高，收入水平可以提高，这是城市的诱惑力所在。
城镇化的过程中，一定要冲破原有体制对社会成员权利的障碍，允许人流动，允许人迁徙，可以在这里工作，也可以到那里工作，允许企业总部放在这里也行，放那里也行，这个自由越大，城镇化的程度就越高。
城镇化在本质上是自由及其权利保障的函数。正因为自由及其权利保障的发展，才显示积聚效果，才有城市文明，才有城市形态的物理外观。但是对于追赶型的后发国家的城市化而言，很容易倒因为果，把城市化的物理外观当作根本，以为占农地、盖大楼、上项目就是城镇化。至于自由及其权利的发育，反而被放到一边去了。
我们不妨重温工业化的经验，看看可以得到什么教益。工业化的物理外观，看在后发国家眼里格外耀眼。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工业化阶段，就是政府把资源集中起来抓工业化， 抓钢铁。 “大跃
进”其实就是冲着炼钢去的。出发点没有错吧？结果事与愿违。
问题在哪里呢？炼钢要好多要素的供给。在经济里好好用钢，与更多的因素相连，有无数的比例关系要协调。以行政力量“以钢为纲”，以为抓住了钢，其他自动带上来，其实做不到。用行政命令协调其间无数复杂的比例关系，信息成本太高，微观激励严重不足。“大跃进”的失败，从根本上就败在这个地方。
国家工业化后来又搞了多少规划和布局？成功的也有，两弹一星、国防建设是起来了。但整体而言，资源的动员强度很大，利用效率不高。几十年下来，老百姓得到的实惠比较少，国内市场也没有真正起来。
计划布局还搞了很多定点工厂，不过看来看去，后来有市场竞争力的不多。以家电为例，海尔、美的都不是当年轻工业部的重点布局。当年国家定点的是万宝，设计规模可覆盖整个华南六省，现在万宝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怎么样？低压电器也有过国家布局， 在遵义、上海、西安布了三大块，最后加在一起，还不如现在一个小小的温州。
这类例证很多，看上去是“科学规划”，但是体制、机制的问题没解决，企业家的作用不考虑，耗费了多少国家人才的心血，最后站得住脚的没多少。这说明什么？不注意适当的制度安排，包括企业体制、市场竞争和人力资本，仅用行政手段追工业化的物理外观，绩效不理想。
相比工业化，城镇化更要谨慎，工业布局有问题，就是几个厂，按照市场规律，早晚调整过来，如果是一个城市规划错了，那是更为巨大的浪费，这是谁的钱？不是银行，就是纳税人。我们的后发优势在哪里，就在于有机会好好研究其他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尽量减少损失。
如果按照过去工业化布局的思路，政府强硬规划和主导，不是说有钱有命令，就可以建个城市把人圈到里面，谁也没这个能耐！人往哪里走，跟政府在哪里修基础设施不一定吻合，一旦对不上，浪费就大了，两头都有浪费：大家都要去的地方投资不足，老是堵、老是乱；同时，一些地方修了很多东西，花了稀缺的资源，但是就没有人去。
后发优势也很容易变成后发劣势。这些年确实出现一种苗头，把城镇建成区， 把城区面积扩大，以为这就是城镇化。如果仅把城区面积扩大，相应的人口却没有有效积聚，也没有因此增加收入，扩大城区有什么用？高楼大厦、地标建设、 大型公共设施等，这些当然要有，但前提是人和经济活动的积聚。
收入能增加，你不让人家积聚，他住地下室也要来。收入的机会不增加，强搬到一起晒太阳，也不得人心。一些地方为了把人“凑”到城镇，出现过“逼农民上楼”的现象，这实际上还是追求城镇化的“物理外观”。
怎么处理没把握的问题？
城镇化是趋势，那些在路上的人总得落脚在什么地方。他会落脚在哪儿？谁有把握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没把握，我们用什么样的机制和体制处理这样的问题会好一点？我倾向于市场体制。
大家都知道义乌，著名的小商品集散地，你说这种市场在哪里不能建？每个县城都有这个条件，但是别处建大楼也没人去，义乌搭个棚人就满了？为什么，就是大家已经在那里建立了信任，交易更顺畅，自然愿意去那里做生意，别处再好的条件也没人去。
深圳的科技创业氛围很好，土地、租金、劳动力都贵，人们还是愿意去，别的地方味道就不对，没有企业家敢闯、敢冒险的精神，这就是市场的黏性。这里有政府的可为之处，又不能完全规划和控制，它的核心问题在哪里？就是市场机制。
商人、企业家是在追求利润，但前提是要满足消费者需求，利润才会产生，消费者不满意，不买你的产品，利润从何而来？所以，哪里有利润，买卖双方互信的程度就越高，哪里生活成本低水平高，哪里的诱惑力就大，人当然就往哪儿流动，这是非常灵敏的信号。我们的管理者要么想不明白这个道理，不愿意追踪这个信号；要么体制太僵硬，即使追踪到了，也作不出及时的反应。
谈到企业和政府的活动，或者说谁来主导的问题，我认为两面都要说。政府这方面，要多向市场学习，市场就是比政府厉害，政府别总以为自己有权力，就可以跟市场做“斗争”，斗不赢的，要捕捉到市场发出的信号，再发力，顺应市场的需求做事。
现在政府也开始转变了，企业有意见它要听， 以前的长官意志也开始松动，“长官”也知道，自己驾驭不了这么复杂的问题，所以现在很多城市规划，由政府出面，进行招投标，由企业来做，然后通过一些途径让民众参与。当然，现在还没有到达良性循环的程度， “长官”还是有很大的主导权，但是多方参与的苗头有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让这种新的体制和机制能成长得快一点。
对于企业来说，也要知道城市建设的复杂性，它和单一项目投资不同，它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外部性”，这个事情一旦做下去，会产生系统性的影响，不仅影响到政府，也会影响到公众的生活，这也不是完全商业利益可以主导的。如果一个商业项目有了“外部性”，那么政府就是其代表，是合作的对象。
在城市建设这个领域里，很多项目不完全是公司的事，民众的利益也不完全是某个人私人的事，它有公众性在里面，所以要形成一个合作的关系，政府要注意从市场、商人和市民那里吸取信息。同时，私人的事情也要注意其外部效果。
我的想法是，政府和企业两种组织，都要往中间靠，从对方那里吸取信息，探索政府管理、企业经营和公众管理的新界限。这是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即公私合作，共同参与建设城市。从制度上看，就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扩大公众参与、扩大市场的作用。
现在拆迁是个大问题，矛盾集中爆发的地带，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才有这些问题，美国1960年代的城镇化叫“推土机战略”，也是一样的。人家世世代代住在那里，你一个文件就给人家城镇化了？房子是拆掉了，埋下社会矛盾这一“定时炸弹”，社区永远不得安宁。
人解决问题都是逼出来的，不难受是不会解决问题的，难受是人类前进的动力，我相信一个基本的理念：只要有问题，有难受，就有人想办法改。当信息流动顺畅了，出了问题大家都知道，也敏锐地捕捉到变化，只要我们有不满意的地方，有想法也有行动去解决一点问题，一步步地往前走，就有希望。（来源：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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