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乔加伟 上海报道
对地方政府平台融资总量的管理摸索初现。
“6月初，发改委相关领导和国家开发银行高层有过一次面谈，围绕着怎么把地方城投企业发债后的资金使用风险监控到，而不仅仅是监管企业债的前端审批。”8月6日，一位知情人士对记者透露。
他说，此后一个创新设想出炉将城投公司企业债和项目贷款结合，由国开行承接审批后企业债的后期资金使用监管，做到债贷资金统一监控、同步到位。
记者独家获悉，国开行初步决定在全国城投公司客户中遴选5家作为首批试点，包括湖南、安徽等地。
近期，岳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岳阳城投”）拔得头筹，“13岳阳城投债”发行上市流通，成为国内首只“债贷组合”试点企业。债券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岳阳云梦新城等11个棚户区改造项目。
岳阳城投试水：18+8
国开行此前在这项目上已有贷款，此后会根据8亿元总体额度来提供后续资金。不过，贷款多为3、5年。
“13岳阳城投债”规模为18亿元，期限7年，由国开集团旗下国开证券担任主承销商。
之所以选定岳阳城投，一位接近此次债券发行的财务人士透露，一方面，自1999年岳阳城投成立以来，国开行与其合作已有十多年，对其相当了解。国开行是岳阳城投的主要贷款行，占其总贷款的一半以上。
另一个契机是，6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金融要支持棚户区改造，而岳阳城投此次债券资金的募投项目，恰好主要为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房建设。
“6月中旬开始，国开行就牵头做这个项目。国开行湖南分行为此专门准备了两份报告，一份是关于岳阳城投债务的风险排查报告，对现有债务和岳阳市财政、岳阳城投营收做了分析；另一份是关于岳阳城投的未来融资规划，包括公司负债状况，企业发展能力及未来融资规模等。”上述人士称。
此后，这两份报告被提交至监管部门。同时提交的还有岳阳城投的债务自查报告，这份报告系根据发改委1177号文件，对岳阳城投负债情况重新梳理，包括第一期债券（2009年岳阳城投企业债）使用情况，财务状况、利润状况等。
7月初，国家发改委批复了岳阳城投发行“13岳阳城投债”。
“这一期债券最终发行获得了2.1倍认购，认购总资金超过36亿元，机构很积极。最终发行利率为6.05%，低于市场同类债券。”上述财务人士透露。
记者观察，此期试点债券不同之处在于，打包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募投项目资金不光来自于债券，银行贷款也同步到位，即国开行8亿项目贷款；此外，最重要的是，国开行充当了“综合融资协调人”。
根据“13岳阳城投债”募集说明书，本期债券拟投资项目16个，包括11项棚户区改造项目、4项配套设施项目和1项水治理工程，项目总投资33.71亿元，拟使用债券资金18亿、国开行贷款8亿元。
“国开行此前在这项目上已有贷款，此后会根据8亿元总体额度来提供后续资金。不过，贷款多为3、5年，不是直接和债券7年期限相匹配。”上述财务人士称。
“协调人”角色
国开行有义务向岳阳城投提示债务风险，接到风险提示以后，岳阳城投必须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强化偿债能力。
“这期试点债券最大创新，实际上在于，选定了国开行为综合融资协调人。”上述知情人士称。
根据募集说明书，岳阳城投与国开行湖南省分行、岳阳市政府签订的《岳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综合融资服务协议》，聘请国开行湖南分行担任综合融资协调人。
“综合融资协调人”角色，一方面是发挥国开行在中长期信贷、融资平台债务管理和债券发行承销领域的综合优势。
主要表现在，在这个服务协议框架下，以后岳阳城投的融资，比如抵押贷款、债券融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国开集团，岳阳城投提出融资需求后，国开行要协助开展融资工作；同时，国开行要求岳阳城投每年提供一份融资报表，没有国开行书面同意，在对外的融资事宜中，不聘请第三方作为融资牵头方、协调方。
例如，债券承销首选国开证券，这样将岳阳城投主体优势和国开行融资优势相结合。
另一方面，协调人的角色为风险提示，即协助岳阳城投在债券存续期内强化包括贷款、债券在内整体债务风险管理。
这份协议约定，“国开行有义务向岳阳城投提示债务风险，同时，在接到风险提示以后，岳阳城投必须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强化偿债能力”。
记者获悉，综合融资协调人的角色不仅适用于此次试点的棚户区项目融资，而是针对未来一段时间内岳阳城投企业融资活动。
“国开行对岳阳城投融资总量的安排和掌握，以及对债务风险的预警，契合了发改委对城投公司企业债券后续管理的要求，将风险防线延伸至发债后。”上述知情人士称。
实际上在这种模式下，国开行就有动能把发债募集资金，像其自身贷款一样来监管使用，无形中起到了一个担保的作用。
“这期债券的利率市场反应很好，说明市场认可这种模式，发改委和国开行已酝酿扩大试点范围。目前，国开证券正在安徽铜陵操作试点。”上述知情人士称。
东部某省份地方银监局不久前的一次监管会议提出，将地方平台融资进行全口径监测，包括贷款、债券、信托、集资等，全面掌握平台公司融资总量。
“债贷组合有将债贷资金统一监控，实际上就是尝试将平台债务进行总量管理和约束。”上述知情人士称。
（本报记者史进峰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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