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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投资指望短平快，而煤矿却是投资周期漫长的长线产业，这就容易产生资金的错配。而盛宣怀作为管理者，不经勘探即投产造成选址失误，在日常的公司治理上又没能下功夫，也造成这个项目周期无谓拉长、腐败成本居高不下。这些内功，才是根本——无论头上帽子的颜色如何，何况，这个红帽子还是自己争着要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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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到半年,盛宣怀就要求换帽子，从半红到全红。
尽管在1875年7月24日正式动工时，这家企业就叫“广济官煤厂”，但根据李鸿章的顶层设计，其帽子的颜色并非全红的“官办”（纯国有企业），而是半红的“官督商办”。官督商办，就是民间集资、政府督办，当然，政府在其中也有投资、或者是低息贷款。
李鸿章不希望湖北的煤矿搞成新的国有企业，一是因为财政困难，并没有太多的资金可供投资，而且改革开放举措连连，到处都需要资金；其次，推行后世称为“洋务运动”的经济改革，本来就有一个目的，要把民间的资本汇集起来，投入经济建设，尤其是要从洋人们手里，将此前挂靠在外企名下的民间资本，吸引回来，“争回利权”。
还在筹备阶段，李鸿章就明确指示盛宣怀，在湖北兴建煤矿，要“先集股本，酌议章程”，一切都按照轮船招商局的成例办理。
工厂开起来时，盛宣怀曾报告说：“遵饬招徕，业已集成商本银十万两”。但是，不久后他就要求将煤矿“改归官办”，“请中堂给发直隶练饷二十万串，请湖北给发公款钱十万串”，“奏定盈虚皆在国家”。
30万串，即20万两，这并非一笔小钱。投资更大的轮船招商局，作为启动资金的财政拨款，也仅仅只有“练饷”20万串。此时的湖北煤矿，其实还在勘探阶段，并不需要如此巨额投资。根据《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收录的相关财务资料，在兴建之后的半年内，煤矿的实际支出只有5500 串(约4000 两)。
一个合理的怀疑是：盛宣怀是否真地筹集了10万两资本金？
是其并未筹集，为邀功而向李鸿章谎报？还是将“意向性”投资当作集资额了，而那些投资者却“口惠实不至”，并未真地将款项投入？显然，前者的可能性极低，毕竟这个企业由盛宣怀负责，资金的压力也由他自己承担，谎报只会给自己增加麻烦；而后者的概率更低——出于种种原因所承诺的资金，往往不能到位，这相当符合中国特色的商人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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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对于盛宣怀要求改戴全红的帽子，并不满意，但还是答应了。在将30万串财政款项投入的同时，也明确指出，这笔款子算是借款，今后要归还“官本”。
把财政投资仅仅作为天使投资、引导资金，这是李鸿章一贯的风格。他期望的是由此引导或诱导民间资金，逐渐由民资替代国资。国资则在这个阶段，收取相当低的借款利息。显然，这是对民资的扶持手法之一。
湖北煤矿戴上全红的帽子后不久，李鸿章就警告盛宣怀：“鄂厂现领官本，后难为继”。
完全官办的后果，是煤矿内部的成本控制效果不佳。
这一方面固然由于管理的水平比较低，毕竟包括盛宣怀在内的企业家，都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纯国有和国营之后，各环节的责任心完全不如民企。这样的“软伤”，加上选址草率、未能发现适合机器采掘的矿脉的“硬伤”，都造成了湖北煤矿的不断亏损。开矿不到半年，盛宣怀就在私信中感慨：“报销业均办出，虽件件核实，究嫌开支稍大。缘局面已如此，无可节省，所望得某日多，庶可敷衍得过”，“冀每日能得二、三干担，即洋法一时难成，亦聊以塞责。”
如此折腾支撑数年，盛宣怀于1879年提出，原有投资“不敷支用”，希望从上海机器局和天津机器局的预算投资额中，“每年各拨一万五千两”给湖北煤矿，遭到李鸿章的拒绝。自此，并未形成良性循环的湖北煤矿，财政断奶后，就难以维持，不久就被李鸿章毅然关闭。而亏损的10多万串，问责盛宣怀，由其个人赔偿。
日后，盛宣怀曾反省: “领公款则万不可。弟从前奏明拨款三十万开矿，并未责其包做，奏定盈虚皆在国家，赔贴薪水，试办三年，得一荆门好煤矿、得一大冶好铁矿，用去钱十余万串，人言啧啧，勒令赔偿，至今负官债皆为此。景星、翔甫鉴其病，相戒不领官本。”
牢骚满腹的盛宣怀，仅仅把问题归咎于红帽子不好戴、戴不得，并不客观。
官方投资指望短平快，而煤矿却是投资周期漫长的长线产业，这就容易产生资金的错配。而盛宣怀作为管理者，不经勘探即投产造成选址失误（参阅上期《盛宣怀为煤所困》），在日常的公司治理上又没能下功夫，也造成这个项目周期无谓拉长、腐败成本居高不下。这些内功，才是根本——无论头上帽子的颜色如何，何况，这个红帽子还是自己争着要戴的……
（作者系太平绅士、历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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