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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德·杰森
当前中美之间有一项重要的商贸机会—商业服务贸易一直被忽视。美国已经连续多年存在大量贸易逆差，亟需扩大出口，尤其是对那些经济增长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量。对中国来说，提高制造业的价值链就需要获得工程、设计、开发、检验、市场营销、广告推广、物流和配送等多方面的高效尖端服务。目前中国的商业服务行业还比较小，收费也比较高。虽然长期来看，教育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短期来看，进口服务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很多服务都是可交易的，但中国对服务业贸易设置的壁垒还是较多。放宽这项贸易的自由度给中国带来的好处将不亚于放开商品贸易。中美之间商业服务贸易的开发潜力很大，这也将给两个国家带来好处。当然，抓住这个机遇就必须要减少政策障碍。
商业服务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服务业内涵丰富，包括酒店、旅游、教育、美发、医疗保健、财政金融、电脑系统设计、建筑、工程、会计、法务等。在很多国家，服务业为就业率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一些亚洲国家、中国、英国和美国，服务业、农业和工业的就业率。这些国家的服务业规模差别很大。在英美这样的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就业率高于70%。新加坡和韩国的服务业就业率也很高。然而在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例如中国和印度，服务业的就业率只占三分之一。
本文主要讨论被称为“商业服务”的服务，这些服务在20世纪50年代就被录入北美行业分类系统（NAICS）中，包括信息行业、金融、保险、房地产、专业高科技服务、管理、行政支援、废物治理服务。
商业服务为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其他行业提供了重要的中间媒介。银行业、法律服务、市场营销、产品研发、设计、工程、项目管理、软件和电子通讯对于其他经济活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投入，而且可以提高公司的质量、效率和竞争力。另外，这些服务为全球经济建立了联系，因而也是出口增长（甚至是成品）的主要动力。
研究表明，服务业的生产力是造成发达国家间总生产率差异的主要原因,服务业竞争力的提高和竞争促成的更高层次服务对制造业的生产力有积极影响，还将带来制造业的出口增长。
中国商业服务相当匮乏
除了为其他行业提供重要的中间投入，商业服务与私人服务、批发零售业有本质上的不同。商业服务与其他服务行业（甚至是制造业）一个很重要的不同之处就是高等学历的工人比例和他们的平均工资。商业服务相对而言是教育密集型的。40%左右的工人有大专学历，而在制造业，这一比例只有25%。大专以上高等学历的工人比例也呈现类似的情形。伴随着更高水平教育程度的是更高水平的平均收入，商业服务有最高的工资水平。
从中国城市的就业率来看，总体上中国40%的劳动力就业于第一产业，但城市第一产业只占就业人数的8%。中国城市中的商业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劳动力的15%，由此可见，整体来看商业服务业的就业率要更低。在英国和美国，商业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劳动力25%左右，与它们相比，中国的商业服务业相对较小。
根据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报告，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要明显低于经合组织的均值。而服务业的生产率对其他行业影响重大，所以生产率低下是一个问题。另一研究则证明中国的商业服务业的利润要远高于制造业，这和中国2011年前后出现的国家资本主义特征紧密相关，国有企业垄断了大多数上游产业（并通过合并政府牵头的企业不断巩固市场势力），所以下游产业被解放了，竞争也更激烈。换句话说，作为上游产业，商业服务业受政府控制，而下游产业却在资本主义机制下运作。举个例子，下游产业中的制造业，也是商品贸易的主要来源，在过去的十年中成为政府投资份额最少、最自由的产业之一。
为什么中国的商业服务业规模比美国小？中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低？现有的资料表明商业服务业是技术密集型的。由于商业服务业是技术密集型的，所以拥有熟练技工的国家的商业服务业的规模就会更大（占劳动力就业率的份额）、生产效率更高。中国普遍较低的教育程度是商业服务业发展水平的一个主要限制原因。
随着中国的受教育水平向英美靠拢，他们的商业服务业的规模和生产率的差距也很有可能逐渐减小。所以，长远看来，要提高生产率（包括因更优质的中间投入带来的整个经济体生产率的提高）就要提高受教育水平。
对于整个经济体的生产率和增长来说，健康高效的商业服务是重要的中间投入。所以在受教育水平整体提高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将会被缺乏商业服务所限制。
商业服务贸易的机遇
目前，中国的商业服务业规模较小、效率较低。长远看来，教育水平的提高将会解决这个问题。但短期内有没有办法缓解这个问题呢？过去几十年，美国长期保持着大量的贸易逆差，却拥有一个庞大精密的商业服务业。当有些国家缺乏诸如石油这样的资源时，他们通常会参与到购买的国际贸易中。那么为了减轻中国小规模、低效率的商业服务业和美国持续的大量贸易逆差给各自带来的影响，两国商业服务贸易的前景如何呢？
大多数人习惯性地将贸易等同于货物贸易，要形成服务贸易的概念则要难一些。因为服务是无形的，服务贸易的形象也更难想象。但是服务仍通过各种方式被交易。服务业贸易总协定（GATS）对“服务贸易”（WTO 1995）下了一个定义。基于这个协议的目的，服务贸易被定义为提供某项服务：从某一成员国的领土到另一成员国的领土；从某一成员国的领土到另一成员国的服务消费者；由某一成员国的服务提供商，通过在另一成员国内设立的商业存在提供服务；由某一成员国的服务提供商，通过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在另一成员国内提供服务。
GATS的定义体现了服务贸易的四种常见模式：模式一是提供跨国服务，例如在一国生产的软件通过互联网被发往另一国；模式二是境外消费，例如一国的游客前往另一国旅游度假，并在当地消费酒店、餐饮和其他服务；模式三是在其他国家设立商业存在，例如一家连锁餐厅在国外开设分店；模式四是跨国的短期自然人流动。例如一名商业顾问出国访问国外客户。
模式三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境外投资的企业和接受投资的国家来说这无疑是双赢的模式。企业可以通过在一个新开辟的市场经营获利，而所在国可以从更快的生产率增长和潜在的技术外溢中获得好处。然而，从跨国贸易的视角看，生产的大多数要素都直接取材于所在国，所以真正被“交易”的只有总部的服务。然而，鉴别并测量这些总部服务的流动及其影响相当困难。
中美间的服务贸易被证明是有前景和潜在利益的。中国的商业服务业规模较小、效率较低，而且为很多其他行业提供重要的中间投入，这说明从GDP来看，中国应该比发达国家进口更多服务。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美国的商业、专业技术和高科技服务有三分之二出口到发达地区。那么，造成中国对廉价、高效商业服务的需求和服务的进口量失调的潜在原因是什么呢？
中国应放宽服务业贸易壁垒
因为发达国家的商业服务有明显的比较优势，相对价格也更低，同时商业服务是许多经济活动的重要中间投入，中国理应从发达国家进口更多的商业服务。而造成中国实际进口服务较少的一个原因很可能就是商业服务贸易中的障碍。
以下是从其中一项研究中选择的关于专业服务贸易最显著的限制：对于设立机构形式的要求；外国合伙限制；所有权和投资限制；国籍要求；所在地和当地代表的要求；许可证和国外专业技术资格认证；活动范围的限制；多学科实践行为的限制等。歧视性的政府采购行为是潜在的重要障碍，并很可能变得更加重要。
研究表明，放宽服务贸易限制将提高制造业的生产率。贸易增长将带动中国的电信、金融和其他商业服务业发展，这不仅有利于企业，也有利于消费者。另外，这些商业服务是制造业重要的中间投入，在高附加值的制造成品中加入这些投入能让商品脱颖而出。要拉长制造业产品的价值链条，中国需要在工程、设计、开发、测试、市场营销、广告宣传、物流配送方面提供更高效尖端的服务。中国现有的商业服务业规模小、效率低，在短期内不可能在这些领域满足自身要求，进口这些服务是一个绝佳的选择。
美国的经常账户常年保持大量贸易逆差。寻求出口增长的机会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前景至关重要。美国的服务业在全球范围内有较强的竞争力，在服务业方面也一直保持着贸易顺差。然而美国的服务业出口表现远落后于制造业。这可能是因为美国的服务提供商对机遇的把握不够敏锐，或者语言和文化存在差异。但一个重要原因无疑就是，在像中国这样庞大而发展迅猛的国家中存在很多政策障碍。
加强商业服务贸易，将会给中美两国都带来经济增长的契机。很多服务活动都可以通过远程提供。鉴于中美当前在生产要素上存在差异，在这方面开展贸易显然将给两国都带来巨大的利益。但中国服务贸易现有的障碍太多。
商业服务对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性，具体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中国等发展迅速的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正在起步。有人预计在未来25年，全球投入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资金将达到40万亿美元，其中大多数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对道路、海港、机场、能源设施、下水道系统、电信设施、住宅和商业建设的庞大需求是史无前例的。基础设施是提高制造业价值链和生活水准的重要投入，而高性价比的先进基础设施所需的技术和专家可以通过进口获得。中国这样的快速发展中国家和美国商业服务提供商之间存在很大的共赢合作机会。要利用这个机会，就必须减少服务贸易的政策障碍。
（作者系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访问研究员、乔治敦大学商学院经济与国际贸易教授、高级研究员。本文原文为英文，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翻译为中文。因版面有限，本文有删节，原文发表于《新金融评论》2013年第3期）
作者：布拉德·杰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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