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将军们抢喝气功大师剩茶

　　1986年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理事长为国防科工委科委主任张震寰；“特异功能研究”的精神领袖钱学森“以党性保证”其真实性。几乎半个中国的省份成立“特异功能研究”机构。

　　反对“特异功能”的精神领袖、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少；叶圣陶因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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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耀邦曾对“特异功能”批示“荒谬绝伦”，又要求“不要介绍和宣传”，但面对支持力量，也不得不作出让步。

　　躲去香港，无法为王林卸去所有麻烦。自从他与马云、李连杰、赵薇等名人的合影曝光后，“大师”的隐秘外壳被他所不熟悉的网络层层剥开。

　　长期与他保持友好关系的当地政府突然变了脸。2013年8月6日，多部门商讨后认为，王林涉嫌非法持有枪支、偷税、非法行医、行贿、重婚、赌博、诈骗等七项罪名。江西省芦溪县警方已对他立案调查。

　　对年过耄耋的杜继文而言，王林的结局并不意外，连同他当年崛起的那个疯狂年代。

　　2013年8月，原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杜继文回忆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荒诞场景——在“大师”张宏堡的报告会上，数十位老将军鱼贯而入，挤满最前几排，聆听台上人的教诲：“我就是你们的父亲，你们必须像儿子对待父亲一样尊敬我。”

　　在“大师”离席时：老将军们如赛跑，竞相冲到台上，抢坐“大师”的椅子，争喝杯里的剩茶。

　　“特异功能”甫一出现就伴随着巨大而漫长的争议。杜继文就是当时的反对者。但他很快发现，这不是个轻松的立场，他和“大师”们也开始了一场长达十余年的“斗法”。

　　在三十多年前那场战斗里，“大师”与干部阶层结盟，远非反对者的唯一困难；科学家的介入、媒体的沦陷以及大众的盲从都为“大师”加固；即使在杜继文参与撰写报告、促使中央取缔“法轮功”后，伪科学也未完全丢掉它的全部阵地。

　　给“中央同志”表演

　　一切肇始于1979年3月，《四川日报》报道称，大足县发现一位12岁少年唐雨，“能用耳朵辨认字、鉴别颜色”。闻讯赶来的四川医学院对唐雨做了25次试验，唐雨19次偷看纸条，6次偷看未成、拒绝辨认，被认定为弄虚作假。

　　然而，这项“新发现”已在媒体上传开，至5月，全国12个省上报20名特异功能人物。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于4月24日批示“荒谬绝伦”，认为罪不在孩子，而在于地委、党报，胡耀邦在批示中用了两个感叹号：“我们该要怎样警惕啊！该要怎么努力联系实际解决问题啊！”

　　获得批示传达的包括《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在他的指示下，《人民日报》高级记者陈祖甲发表了第一篇反击文章：《从“以鼻嗅文”到“以耳认字”》。

　　古稀之年的陈祖甲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文章发表后，报社收到200余封来信，10条电话线中有8条被反馈占据，支持者不少，反对者则将他称作“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官”。

　　当时的中国刚走出“文革”阴影，1978年科学大会召开后，人们期待依靠科学追回失去的10年；“文革”中对传统神怪文化的压制又骤然消失。伪科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沉渣泛起。

　　迫于压力，6月5日，四川省委宣传部向中宣部作了自我批评，省委书记杨超将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

　　“绵羊-山羊效应”一说曾流行于国外。特异功能“大师”和支持者被称作“绵羊”，反对者则是“山羊”，意指凶狠的“山羊”一出现，“绵羊”就要败下阵来；此时，“山羊”貌似取得首战胜利。

　　然而，6月18日香港《明报》发表署名李学联的文章《以耳认字，未必荒谬》，迅速扭转局势，四川方面重测唐雨，判定“用耳认字”是真的。

　　当时的普通民众根本看不到香港报纸，在陈祖甲看来，若非高级干部的意见，文章不可能对内地产生影响。

　　唐雨得到“正名”后，四川方面多次召开人体特异功能会议，时任省委书记杨超频频露面，强调特异功能重要性。受此鼓舞，几乎半个中国的省份先后建立了特异功能研究组织，不少由省领导挂帅。

　　当时中国科协下辖的《自然辩证法通讯》副主编申振钰提醒南方周末记者注意时代背景，“当时刚刚改革开放，还在讲真理标准的讨论，这些东西无法一竿子压制了，何况还有那么多上层人物的支持。”

　　20年的“斗法”从一开始就显露出复杂性。特异功能的风起云涌很快引来了更多反对者，包括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于在新中国成立后主要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与“三钱”之一的钱三强同学。

　　于光远认为，哲学工作者在“特异功能”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状况。他1981年表示，原以为“这样的事闹腾一阵子之后就会自生自灭”，没想到愈演愈烈，“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实在忍无可忍了。”

　　申振钰正是在这时候接受于的委派，和一位同事分率两个实验组，到南北各省调查特异功能案例。她本就在北京看了多场特异功能表演，那些声称能用耳朵、腋部认字的孩子，“没一个老老实实认字的，到处都是动作。”

　　怀着充分心理出发的申振钰，在第一站云南就碰了钉子。她的经历足以说明，在高级干部介入下，去伪存真有多难。

　　申振钰和组员们在昆明待了一个月，当地始终表示：特异人不愿接受测试。从省科协到省委省政府，大批领导站在“绵羊”一边，省委副书记高治国称“人体特异功能是客观存在的”，时任副省长马文东更成为调查的直接阻力。

　　反复沟通，提出共同设计实验，都不管用。申振钰感觉，在省部级干部层面，支持于光远的少之又少，级别更高的支持者倒是越来越多；她所率领的实验组在南方各省没能完成任何测试，于老筹措的5万元调查经费也成了后来20年里少有的资助。

　　高级干部的支持也转化为具体压力，叶圣陶之子叶至善曾向陈祖甲透露，叶老在《人民日报》发文批评“耳朵听字”后，很快受到责难，“有的是从上面来的，好像是（叶老）犯了错误一样”。

　　“人体科学”的魅力还进一步渗透到渴望养生保健的老干部中。1982年，后来“大师”中的领衔人物张宝胜被引荐到一位“中央同志”面前表演特异功能，这段经历成为张宝胜行走江湖的重要资本。

　　而现在的王林，正是在当时被各方邀请治病，时为“人体科学工作组”发起人的伍绍祖，还为王林题字——“超于常理之外，合乎情理之中，发展人体科学，造福中国人民”。

　　据于光远回忆，自己的介入让“大师”们紧张，后者于是想办法到“中央同志”那里去表演，以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和发展空间。

　　到1980年代中期“气功热”走向高潮时，“大师”与干部的结合已无处不在。作家陈放回忆他目睹的一场张宏堡发功会，到场副部长近20人，厅局级干部约200人，处级以下干部甚至被拒绝参与。支持者的级别节节高升，高级干部群体乐于为特异功能背书，很快将这股浪潮推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