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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大型化工项目往往在政府主导下进行，而由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滞后，权力运行存在严重的不公开不透明，社会监督的渠道狭窄和成本高昂，在政府公信力大打折扣的当下，这些项目无法形成有效的官民共识，终演变成维稳事件，令人扼腕。
韩国是亚洲最大的PX生产国，年产能为584万吨左右，出口量近150万吨。2012年，S-OIL是韩国三家最重要的石化企业之一，该公司在蔚山建设的世界单体规模最大的PX装置已经正式投产，其产能相当于每年为全球提供32亿套服装。
和中国不同，在韩国，PX不是敏感话题。
在蔚山现代集团的工业园，PX生产基地距最近的居民区只有400米，至少有数万居民与之毗邻而居，却没见群情激奋。
这个集团每年生产的80万吨PX一半以上出口中国，且供不应求，目前正在积极扩张产能。2012年11月，日本JX能源公司与韩国SK合作建立大规模PX生产工厂，预计投产后该工厂年产量将达到100万吨。
但近些年，随着中国公众环保意识的提升，PX项目引发的社会群体事件不断爆发。从厦门、大连，再到宁波、昆明无一例外地引起了当地民众的激烈抗议，最终多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下被迫搁浅。
这一反差耐人寻味。其结果是中国被迫需要从国外进口，且价格一路上扬。6月，中国PX进口总量较去年同期增长33.5%。据媒体报道，中国PX对外依存度高达46%，背后是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
当前，世界制造业的王者中国成为继美国、法国之后第三个掌握核心技术的国家，在PX生产上完全可以达到国外的水准，实现安全无害生产。
而且按照国际惯例，处于节约成本、保护环境的考虑，世界各国PX项目往往秉承“三近原则”建设：离炼油企业近，离下游PTA工厂近，离大江大海近。而满足这些条件的地区，往往人口稠密，环境优美。日本JX化工厂距离东京只有40分钟车程，距最近的居民区只有4000米。
但中国的PX项目却步履维艰，耐人寻味。
首先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民众在缺乏足够科学常识的情况下——2012年，中国科协数据，仅有不到4%的民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加上相关部门启蒙工作相对滞后，加上高速发展的中国环境危机日益严峻，无形中加剧了公众对化工危害的焦虑，在公众权利意识觉醒的今天形成国际社会罕见的抵制事件。
在蔚山，SK化工项目的相关人员津津乐道的是过去十年公司投入1000亿韩元为市民建设的蔚山大公园，这成为企业肩负社会责任、改善城市环境的真实写照。与之形成反差的是，中国企业在此方面相对滞后，尤其是垄断央企在自身滥发福利等问题频频曝光的情况下，对企业利益关联方之一的民众显得漠不关心，加上体制带来的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又缺乏相应的沟通机制，导致公众对其产生怀疑和焦虑，形成集体抵制的温床。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大型化工项目往往在政府主导下进行，而由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滞后，权力运行存在严重的不公开不透明，社会监督的渠道狭窄和成本高昂，在政府公信力大打折扣的当下，这些项目无法形成有效的官民共识，终演变成维稳事件，令人扼腕。而在韩国乃至日本、新加坡、美国，往往建立了完善的法治环境，中华项目从立项到建设生产都在一种相对公开透明的制度环境下进行，从根本上杜绝了剧烈的冲突。
在韩国，经过若干年的发展，环保技术已经获得巨大进步，法治下的环评体系日臻完善，公众总体可以对企业投产任何化工项目有最基本的信任感。而中国环保事业即使这些年有长足进步，但在GDP至上的惯性思维下，一些政府对环评敷衍塞责，甚至置之不理，导致环保部门沦为摆设——最近一段时间，民众频频邀请地方环保局长下河游泳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黑色幽默，其中三味值得深思。
中国需要PX是事实。这场持续的官民博弈没有赢家。但解决中国PX危机却是一个工夫在诗外的复杂系统工程。
对于决策者来说，如何加快改革，建立一个更加开放透明的决策机制显得时不我待。
（作者系《工人日报》要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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