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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日前在全国发行上市，引发了社会上的热议和怀念。笔者通过对文本的整理和当年事件亲历者的回忆，整理出朱镕基在上海的十大轶事
。“轶事”通常是说不载于史册的故事，而朱镕基同志当年任上海市长和市委书记期间，的确有很多故事散落民间，并没有真正记载于史册。
由于不少读者可能并不会购买这本书，或者通读这本书，所以，有必要通过一些归纳和改写，再补充一些背景资料，用通俗的方式传递出一些信息。当然，通过朱镕基的讲话，再增加相关背景介绍或者当事人回忆，还原出历史真相，呈现出一个更加完整的人物形象，这才是一个比较真实的朱镕基。
一、朱镕基抓干部作风：“从局长抓起”
1988年，有一次上海市委宣传部举办干部学习班，每次1000人参加，会场外就有近1000辆小汽车。有群众给朱镕基写信说，这些干部几乎一人一辆小汽车，不仅阻塞交通，而且浪费也很大。
朱镕基看到信后，认为这样搞是脱离群众的，所以赶快通知各单位尽量不开车，后来开会的时候，就有相当多的干部是骑自行车来的，还有的是几个人合坐一辆面包车。为此，朱镕基说：“人民群众提出意见，我们马上接受，改进我们的作风。把不好的印象改成好的印象。”
而对干部的监督，朱镕基强调要实施群众的监督。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因此，朱镕基就从局长抓起，他要求市监察局盯住506名局级干部，只要他们的作风好、不收礼、不大吃大喝，其他人就好办。而事实证明，这条措施非常好。当时谁要是大吃大喝、收了礼，就会有群众来信详详细细地讲述：有哪几个局长吃喝了，拿的礼品值多少钱。
当时，朱镕基管干部就是抓两头，对上是抓局级干部，对下是抓“七所八所”（跟人民群众联系最密切的派出所、粮管所、工商所、税务所等）。
当时，这些单位有些人“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有的还相当厉害，比如不送“外烟”就办不了事—这让老百姓深恶痛绝。
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朱镕基的办法就是公开这些机构的办事制度，接受群众的监督。把办事制度公布在那，该怎么做、什么流程都清清楚楚，大家都依法办事，那就不要送“外烟”、搞什么关系了。上海先在松江县、黄浦区试点，次年再在全市推广。在全市人民的监督下，这些政府机构的办事作风为之一变。此后，办事制度公示从上海、北京、天津试点，继而在全国推广。
二、朱镕基批质量管理：“杀一儆百”
1989年7月13日，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信访办《来信摘报》报送了上海汽车拖拉机工业联营公司部分职工写给朱镕基的信。
来信反映上海汽拖公司技质处领导在“桑塔纳”轿车零部件国产化工作中，明知启动马达、发电机等某些产品质量不过关，但为了片面追求指标，暗示厂领导以咨询之名向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送礼，使鉴定得以通过。但随后就发生了一起动力马达装车和交流发动机装车质量问题而被退货，据说，“大众”装车的700台有一半是不合格的。
来信还反映，某些厂的领导用涂改数据的手段来欺上瞒下，却反而被评为质量管理先进，来信要求朱市长检查后刹住这股不正之风，“救救产品信誉”。
于是，朱镕基在当天就批示“请陆吉安（时任上海汽车拖拉机工业联营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同志严处，此风决不可长。如属实，要杀一儆百，不惜"牺牲"。”有意思的是，在这段批示后，朱镕基又加了几行小字解释说："杀"是严厉的行政处罚，直至免职；"牺牲"是推倒重来。”
其实，中共中央在1987年12月22日任命朱镕基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并提名为上海市市长人选，24日，朱镕基第一次兼具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和上海的新职务公开出席的活动，就是参加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和上海市政府共同主持召开的“上海-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工作会议。所以朱镕基对桑塔纳的问题格外费心，用词非常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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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7月9日，朱镕基考察上钢三厂并慰问战高温工人。
三、朱镕基骂局长：“不要再扯皮了”
1989年8月6日《新民晚报》有一条消息，说今年上海街道上没有洒过水。为什么？因为上海市环卫局把洒水车下放到各个区了，但原来开车的司机各个区不接收。这样一来，有洒水车没有司机开，有司机没有洒水车开，僵局持续了半年多。
看到这个新闻，朱镕基颇为恼火，直言：这就是扯皮。而老百姓更是头疼，因为不洒水，地面上很多灰尘扫不掉，路面越来越脏，风吹过就是一面灰尘扬起，这让行人苦恼不堪。
对此，朱镕基在市长办公会议上就表示，这样的事情说明市政府机关有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不关心人民疾苦。于是，他让人转告时任上海市环境卫生管理局局长施振国，“不要再扯皮了，我不管你怎么弄，反正三天之内你把洒水车开出来，开不出来，你这个局长不要当了。”
当然，这话说得确实比较重。在当选上海市长之际，朱镕基曾经对着众多上海人大代表作自我介绍和自我批评，其中一点就是他自称“心情很急躁，缺乏领导者的素养，干工作基于求成，对下面干部要求过急，批评过严。”
所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宋平在朱镕基来上海之前就提醒他，“要求干部严格不是你的缺点，但是你批评人家的时候不要伤人，说话不要太尖刻。”
宋平还建议朱镕基学习周总理，就是批评别人之后还让人感到自己应该批评，觉得这是对人家的关心。为此，朱镕基承诺要很好地改正自己的缺点。可能也正是这个原因，所以在要求施振国3天内开出洒水车后，又补充说：“施振国同志本身是勤勤恳恳工作的，也不要为这事批评他。”
朱镕基认为洒水车半年不上街这件事反映了市政府机关工作作风的问题，以后不能再干这种事情了。现在什么事都扯皮扯得一塌糊涂，不办事，把人民利益放在一边。
为此，朱镕基还举例说，上海市化工局的重点技术改造工作，工人一天只干三个小时，三个小时也不是好好地干，设备材料也乱堆乱放。他认为，市政府的重点工程都是这样子，说明干部根本不下去。市委市政府再不转变作风，有再好的方针、政策、措施，下半年经济工作还是搞不好的。
四、朱镕基听取外媒批评：“不要害怕”
1990年6月8日到20日，朱镕基曾经到香港、新加坡访问，对于当地一些人对上海的意见感受深刻。比如，香港有人对上海当时存在的思想保守、办事拖拉、生意谈不成很有意见。回来后，他向上海市党员干部通报这些访问引起的一个思考，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把海外的批评意见带回来。
为此，朱镕基特别让上海的报纸转载境外特别是香港对上海一些缺点的评论，要大胆地登在的报纸上，不要害怕。
当然，这也不是说刊登恶意攻击，凡是善意的带有批评性质的意见，哪怕是讽刺挖苦的都可以登，这有利于警惕自己存在的问题，找出这些问题的根源并加以改正。在朱镕基看来，外国人谈上海，不都是批评的，表扬的也可以登，但也用不着以表扬为主。登批评意见，目的是为了揭露缺点，为了改正。“我们有好多事干得确实使人感到有点气愤，对这些事情应该予以揭露，不然上海没法成为一个国际性城市。”
二十多年后，时任解放日报社党委书记兼副总编的周瑞金还回忆说，1990年朱镕基指示《解放日报》开辟专门刊登批评上海意见的专栏，他们就转载了香港《南华早报》两篇批评上海干部见小失大、盘算很精，却疏于深谋远虑的文章。
这文章得到朱镕基的表扬，他说“决千金者不计锱铢”，没有这种气魄，如何引进外资，同别人合作呢？周瑞金回忆说，这对当时缺乏市场观念、商业意识、开放意识的上海干部来说，是切实的教育。
对于媒体的作用，周瑞金认为朱镕基很善于借力媒体，他要求上海媒体成为政府的镜鉴、民众的喉舌，要求媒体及时反映群众的要求、呼声，要对各级干部作风上、观念上的问题开展批评。一方面，朱镕基主动利用媒体舆论维护上海的政治稳定，另一方面，他又重视通过媒体舆论克服阻力，统一认识，推进改革。朱镕基在上海推行的住房改革、交通改革等，改革方案都事先在报纸、广播、电视上公开发表，动员上海人民群众充分发表意见，在媒体上展开生动活泼的讨论。当时很多改革的难点、难题，就通过这种公开讨论，迎刃而解。
除了海外的批评意见，国内一些兄弟省市对上海也有好多批评。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黄菊曾带人到广东、福建去考察，不少外省官员反映：上海如果还是这么保守，中央给多少优惠政策，你们也搞不好。如果上海还是架子那么大，总是老大自居，就什么都搞不成。
甚至还有一个福建的市长说：“你们一个图章对外是假的，什么一个图章？还是多少个图章在那里扯皮。”要知道，“一个图章”是朱镕基的得意之作，20世纪80年代后期，上海急需外资，但是外资审批手续繁琐缓慢。一个外资项目的审批往往要经5个委办、20个局，盖40多个图章，最多时则要盖126个图章。外商逐门奔走，不胜其烦，投诉无门，苦不堪言。
为此，朱镕基1987年到任上海后，就在构思“一个图章”的问题，解决方案建立一个简化投资审批手续，具有综合性、权威性，为外商提供“一站式”服务的外国投资工作机构—就是后来的外资委。1988年6月10日，朱镕基当选上海市长不到两个月，他就高调召开外资委成立新闻发布会，由他亲自兼任外资委主任，副市长黄菊兼任副主任，外资委实行“一个机构、一个窗口、一个图章”，其后这个机构很快蜚声中外，上海引进外资工作迎来了蒸蒸日上的崭新局面。
所以，上海外资委成立2年之后，朱镕基还听到关于1个图章的批评意见，他还是虚怀若谷，他说：“这个事情值得我们高度的警惕，没有一个高效率的政府，没有一个高效率的队伍，上海的开放是搞不好的。”
五、朱镕基访问美国：“消除一些误解”
1990年7月7日到7月26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应美国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邀请，组织了一个中国市长代表团访问美国。朱镕基先后访问了13个城市，当时有一个访问的背景，就是美国每年一度都要审议对华的最惠国待遇，当时虽然布什总统已经提出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但是国会批准过程会有很长一段辩论时间，由于此前一年的政治风波影响，确实有可能会被取消掉。
如果事情发生，中国就要反制裁，这就必然会导致双方外交关系的大倒退，进而影响中国对美国120亿美元的出口和80亿美元的进口。所以代表团一个比较重要的使命，就是通过交流促进美国对华关系，晓以利害，主要是做议员的工作，因为主要问题在美国国会。
代表团到了13个城市，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他们在几个大城市举行报告会和聚餐会，每一次都是上百人出席，最多一次达到300人。参会的一个标准，必须是知名人士才被邀请，同时吃饭还得交钱。像在洛杉矶那一次，原来说每个人交100美元就可以了，后来要来的人越来越多，没那么大地方，门票就涨到250美元，就是说吃这顿饭要花250美元。
朱镕基每到一个地方，都被上海人包围了，有老的上海人，最近十年过去的上海人也不少，都是非常热情。他们这次去的目的也是想广泛接触美国各界人士，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消除一些误解，从而能够达到改善中美关系的目的。
政界方面，美国政府这次对代表团还是比较友好。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出来会见代表团，而且非常友好，讲了很多友好的话，还代表布什总统向江泽民同志问好。美国国务卿贝克当时不在华盛顿，国务院第二把手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和白宫的办公厅主任出来会见。这种接待规格，据驻美大使朱启祯讲是比较高的。美国一些在野的政界领袖，比如前总统尼克松非常友好，请朱镕基和汪道涵同志到他家里去，谈了很久。前国务卿基辛格前后出席了代表团三次会议。
代表团在拜访国会之前，就事先做了很多联系工作，使他们能够在华盛顿一天的时间里会见了24位参、众议员。代表团会见了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多尔，他很友好。于是，代表团邀请他访问上海，访问中国，他当场就接受了邀请。当时多尔迫于民主党的压力，之前也不敢到中国来。朱大使说：“我多次请他到中国去，他都没有肯定。他今天很痛快的答应了，这是个突破，说明中美关系的变暖。”
但是这一天也让朱镕基印象深刻，他回来和上海的干部交流时就说，“大概这一次访问美国二十多天，最难受的就是这一天。”因为代表团想要改变这些议员的观点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不给代表团提尖锐问题也不可能。比如国会人权小组几个最厉害的议员，就约一些代表团成员会面，虽然他们还比较有礼貌，也还是提了人权问题。
朱镕基一到会场，这些议员就给他递了个单子，说中国抓了多少人，北京一个单子、上海一个单子，完了还提出许多问题。朱镕基都一一答复了，反正就是和他们针锋相对。好在朱镕基讲完以后，他们也不反驳。代表团在任何原则问题上都没有放松，但是讲法是比较策略的，所以这样的辩论不是吵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而是双方阐明了各自的观点。
所以，朱镕基认为会面还是消除了很多误会，因为好多话他讲完之后，议员们无法反驳，尽管也很难改变他们的观点。所有这些议员都还是表达了对中国的友好。每个参众议员不管他是怎么反华，朱镕基都邀请他到上海来。朱镕基说你们来看一看嘛，你们对好多情况不了解，不是你们了解的那样。他们都接受了邀请。
朱镕基还参加了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专门采访公众人物的栏目《新闻一小时》，影响很大，很多人通过电视屏幕认识了朱镕基，也认识了中国。以至于回国后，朱镕基还收到很多从美国的来信，有中国人也有美国老百姓。（作者：禅宗七祖）
(编辑:付筱婧)
作者：禅宗七祖来源一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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