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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记者 危炜 北京报道
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5月以来，色味轻微的臭氧（O3）以“蓝天白云”为掩护，乘着一波波热浪，频频跃居国内多地首要污染物行列。
环保部公布的74个重点城市月度空气质量报告显示，今年5月至7月，臭氧蝉联长江三角洲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首要污染物，在京津冀地区污染严重程度仅次于PM2.5（细颗粒物）。上海臭氧8小时均值超标幅度最高达到71%，居全国之首。
这也许是中国臭氧污染的严峻形势首次大规模浮出水面：今年1月1日臭氧浓度才第一次亮相部分城市的空气质量日报。
多位专家对记者表示，近地面臭氧污染在国内早已肆虐多年，其危害比起同为二次污染物的PM2.5（细颗粒物）有过之而无不及。但直到去年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才加入臭氧8小时平均浓度指标，近期各地出台的《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中对治理臭氧也鲜有提及。
欧美国家的现状也许能为中国提供前车之鉴：在成功治理PM2.5之后，臭氧成为“苦战多年，却仍有多地超标”的头号空气顽疾。
随着汽车尾气和工业废气排放的增加，中国是时候加快应战臭氧污染的步伐了。
好臭氧与坏臭氧
说起臭氧，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或许是南极上空的臭氧空洞。这部分集中在距离地面50公里平流层的臭氧被称为“好臭氧”，它们能吸收太阳放出的有害紫外线（UV），保护人们的健康。
但在对流层底部（近地面），臭氧则成了“隐形杀手”。它由人类活动产生，由汽车、工厂等污染源排入大气的氮氧化物（NOx）和挥发性有机物（VOC）等一次污染物经过紫外线照射发生化学反应生成。
氮氧化物主要来源于汽车尾气、化石燃料的燃烧等，挥发性有机物则与化学溶剂、涂料、加油站油气泄漏等有关，植物也会贡献一定挥发性有机物。
与雾霾的昏天黑地不同，臭氧污染发生时天气晴朗，几乎“看不见也闻不到”，但杀伤力却不小。
上海市城市环境气象中心主任耿福海告诉记者，他所在的机构2010年进行的研究表明，臭氧污染会增加儿童哮喘疾病发作的风险。
2000年北京大学与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调研发现，臭氧污染使长三角地区水稻产量减少10%到20%。
在强光照、高温、少风等有利于臭氧生成的气象条件下，臭氧还可能与其他一次与二次污染物混合，形成危害更大的光化学烟雾。1955年9月，这种浅蓝色烟雾曾在两天内“杀死”美国洛杉矶市400多位65岁以上的老人。
我国首例光化学烟雾事件发生于1974年甘肃西固，此后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济南等地的类似事件也见诸报端。
中国臭氧污染非常严重
实际上，中国1981年修订的我国第一个空气质量标准已纳入了臭氧1小时浓度。但由于没有硬性要求，只有极少数城市进行常规监测，数据也不要求对外公布。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环境科学系教授唐孝炎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我国对臭氧的危害这一问题认识不足，治理重点放在主要燃料煤炭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硫、粉尘等一次污染物上。随着经济发展和对一次污染物有效控制，臭氧等二次污染物危害逐渐凸显。
奥运成为臭氧治理的又一拐点。由于臭氧的浓度影响运动员的竞技状态，国际奥委会十分关注，北京市很早就开始了臭氧监测，从申奥开始就十分重视。2008年1月1日起，在四个直辖市以及奥运城市沈阳、青岛和即将召开亚运会的广州开展臭氧监测试点工作，由此对国内的臭氧污染情况有了初步掌握。
根据环境监测总站2011年臭氧试点监测报告，南方试点年均臭氧浓度略高于北方。大多数点位臭氧浓度高值出现在每日13～16时。北方试点城市臭氧浓度月变化呈“”型；南方呈“M”形，春末夏初和夏末秋初是两个高峰。
国际上对中国臭氧污染的关注也不断升温。2010年来，多位学者在《自然（nature）》等科学杂志上撰文论证中国的臭氧污染随海风迁移到美国西北部。《经合组织2050 年环境展望》预测，到2050年中国和印度将成为全球臭氧污染最严重的国家。
另一方面，臭氧污染的国际标准不断加严。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国际上的臭氧环境空气质量基准逐渐发展为8小时浓度值，因为低浓度水平8 小时暴露比1小时引起的健康效应更直接相关。2000年以来，美国、欧盟、日本、英国、加拿大、印度、泰国等国家、地区都加入了这一项目。
臭氧污染在治理PM2.5后或更突出
2012年2月29日，臭氧8小时终于加入中国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臭氧1小时同时保留。臭氧8小时浓度日平均值一级为100微克/立方米，二级为160微克/立方米。
后者为世界卫生组织过渡期第 1 阶段的目标值。美国和欧盟经过数十年的修订，8小时浓度日平均值分别为147微克/立方米和120微克/立方米。
今后3年，臭氧监测还将不断扩大：今年年底将有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开展监测， 2016 年全国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都将开展臭氧和灰霾监测工作。
据亚洲清洁空气中心中国办公室空气质量专家万薇介绍，在新标准意见征集中，考虑到臭氧污染的健康影响及其与PM2.5污染的关联性等因素，臭氧与PM2.5同时被加入到新标准中。“臭氧产生的反应过程会增强大气环境的氧化性，加速气溶胶颗粒的形成，贡献一部分PM2.5。”万薇表示。她认为国家目前已经更加重视臭氧问题，但仍可以在地方能力建设和加速强制性减排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下功夫。
耿福海则认为对PM2.5的治理取得成效后臭氧污染会更突出。“我们国家目前最大的环境问题是颗粒物污染。大量PM10和PM2.5削弱了地面的紫外线强度，这样光化学污染的动力就减少了，臭氧光化学生成就会减少。”耿福海说。
臭氧防治须纳入大气规划
但近期各地公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规划在力控PM2.5的同时，却鲜有关注同为二次污染物的臭氧。
有地方环境监测人士告诉记者，规划通过减少臭氧前提物—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比如安装脱硝设备、加速黄包车淘汰、严控加油站油气泄漏等措施控制臭氧。
但更多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臭氧形成与前体物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不是线性关系，各个地区的削减关系不尽相同。为了有效控制，必须制定适用于当地的规划，而不是简单通过一般的削减来实现。
“臭氧与两种前体物不是线性关系，有的地区VOC减下去了，氮氧化物只减一点点，臭氧反而会升高。”唐孝炎说。“要摸清底细，才知道减多少、怎么减。”
以北京为例，在城区，挥发性有机物对臭氧污染是主要限制物，但在郊区，自然界生物排放的挥发性有机物较大，氮氧化物就成为限制性物质。
上海气象部门早年也进行了摸底，得出以芳香烃和烯烃为代表的挥发性有机物对其臭氧贡献最大，因此优先控制涂料（油漆）、工业溶剂、汽车尾气和汽柴油等中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
此外，由于臭氧的迁移性，联防联控已成为治理的趋势。广东与香港已走出了一条合作共赢之路。2006年起，两地建立区域环境空气监测网络，共同发布报告。
耿福海认为，政府监测网络和信息公开的完善为民众根据健康预警采取防护行动提供依据，民众也可以通过行动减轻污染。
“美国就有臭氧行动日（Ozone Action Day）。政府发布臭氧警报后，民众就会自觉搭乘公交车，减少车辆使用、不进行油漆作业或进行烧烤等，不给污染天气雪上加霜。”耿福海说。
作者：危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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