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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改革开放的每一步，几乎都遭到极大的阻力，每次都只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到了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时候，才能有所推进。此次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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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 年 10 月，36岁的“天津河间兵备道”盛宣怀触“电”了——出任天津电报总局的总经理（“总办”）之一。
这家国有企业，共设了三名总经理，除盛宣怀之外，还有郑藻如、刘含芳。不过，半年不到，郑藻如即奉命出使美、日、秘等国；一年后，刘含芳奉命参与旅顺军港建设，也离开电报局，只留盛宣怀一人总揽。因此，相比此前参与创办但自己并无多大发言权的轮船招商局、独立创办但最终失败的湖北煤矿，这是盛宣怀真正“当家作主”的一项事业。
此时的盛宣怀，事业并不顺利，由他独力创建并主管的湖北煤矿，因事先未经充分勘探，储量极少，得不偿失；轮船招商局，则因招商及管理的艰难，只能由更有经验也更有资源的唐廷枢、徐润等广东籍买办出身者负责，盛宣怀只好坐冷板凳，李鸿章也明确要求他不需介入；只有奉李鸿章之命在直隶赈灾，算是取得了一点政绩，得到朝野的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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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为什么要讲电报局这样一个崭新的企业，交给迄今经商成绩并不优异的盛宣怀呢？
除了基于裙带的、无可替代的信任关系之外，根据盛宣怀后人所撰写的生平，在中国建设电报，似乎还是盛宣怀的建议：
“时文忠（李鸿章）督直久，内政修举，海内倚安，恒思效法欧西为自强大计。府君（盛宣怀）夙以开通风气自任，辄垂问商榷。府君以为欲谋富强，莫先于两大端，两者维何？铁路、电报是已。路事体大，宜稍辽缓；电报则非急起图功不可。文忠戄然曰：‘是吾志也，子盍为我成之。’府君唯唯，是为办理电报之始。”
如此戏剧化的描写，当然有后人溢美之情在内。不过，民初赵尔巽等在撰《清史稿》时，似乎也认同这一说法。《清史稿》的《交通志》中说：
“天津道盛宣怀言于鸿章：‘宜仿轮船招商之例，醵集商股，速设津沪陆线，以通南北两洋之邮，遏外线潜侵之患；并设电报学堂，育人才，备任使。’鸿章韪之。”
从上下文推断，这是1879年。
到了1880年夏，盛宣怀向李鸿章建议，上年（1879）设立的大沽北塘电报线路，功效极佳，应立即筹办天津到上海的电报线路，建成后再逐步推广。李鸿章非常赞同，命盛宣怀负责这条干线和支线约3000里的电报线路的筹备。这包括雇请外籍技术人员、勘测线路走向、开办电报学堂、采购电线杆及各种器材，待时机成熟，再上报中央开始正式建设。（《盛宣怀年谱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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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李鸿章早在多年前就触“电”了。
1877年6 月27 日，李鸿章下令修建的从天津机器局到城内总督衙门的电报线(“津衙线”)完工测试，全长16 里。这条极短的电报线，仅耗资“数百金”，但其测试当天的效率，令李鸿章感觉“神奇可诧”，并认为“数十百年后，必有奉为开山之祖矣。”这应该是中国自主建设的第一条电报线，正史中有大量记载。
也有人说，李鸿章在上海行辕铺设的通往江南制造局的电报线，完成于1877年6月15日，比“津衙线”还早了几天。并且，还有鼻子有眼地记录了第一次发报的电文:“行辕正午一刻”。但这一记录，却只见于野史《上海闲话》，并无任何旁证。
“津衙线”开通后4个月（1877 年10 月），台湾也开通了从府治分别至安平、旗后的两条电报线。
这些小规模的触“电”尝试，为的都是对抗当时咄咄逼人的日本。而此前，无论是外资还是内资，设立电报的申请一律被拒绝。大清可以说“不”的后果，就是限制了自己的电报事业，外资却凭借着政治乃至军事的庇护，设立了大量的“走私”线路。
最早进来的是丹麦大北公司（GN Store Nord A/S）。1869年10月，这家公司获得了俄国政府的同意，从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架设陆线通往海参崴，然后再通过海线通往日本长崎。1870年年底，他们开通了从香港到吴淞口的海线，沿着黄浦江一直伸进上海的租界。不久，又敷设了上海到长崎的海线，形成了一个连通欧亚、覆盖中日的电报主干网络。
在丹麦人取得进展的同时，英国的大东电报公司（Cable＆Wireless）经由刚刚通航的苏伊士运河，敷设了一条从英国本土通往印度孟买的海底电线。然后，经新加坡到达香港，并积极谋求从香港延长到上海。
此时，大清上下除了少部分人之外，对于修铁路、铺电报线等，普遍持有疑惧的心态。同样是舶来品，与电报、铁路受到抵制不同，鸦片则成了深受大清人民欢迎的日常必需品。如此反差，令参与大北公司谈判的郭嵩焘痛心疾首：
“窃谓中国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英国士绅亦自耻其构衅中国之具也，力谋所以禁绝之;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数十年国家之耻，耗财竭力，无一人引为疚心。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乡僻壤；江浙风俗，至于舍国家钱币，而专行使洋钱，且昂其价，漠然无知其非者。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
大清改革开放的每一步，几乎都遭到极大的阻力，每次都只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到了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时候，才能有所推进。此次也不例外——1879 年 10 月，钦差大臣崇厚与俄国签订《里瓦机亚条约》，私自割让西北大片领土，开放通商口岸。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大清政府立即宣布此约无效，中俄危机严峻；同时，东边的日本迅速崛起，觊觎台湾、琉球，海上危机也越演越烈。
危机，等于是对大清国的一次“电击”，倒为李鸿章设立“津衙电报线”、沈葆桢设立台湾电报线提供了机会。在李鸿章的督促下，那条原本只有16里长的“津衙线”，在1879年又被延长了120里，直通天津口外的北塘炮台，大大提升了京津地区的防卫能力，“号令各营顷刻响应”。这就是《盛宣怀年谱长编》所说的“上年”发挥巨大作用的“大沽北塘电报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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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的筹备工作基本完成后，李鸿章于1880 年 9 月 6 日上奏中央，要求架设南北洋电报线。这份奏折，堪称中国电报的宣言书：
“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以此用兵飞行绝踪，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于是和则以玉帛相亲，战则以兵戎相见，海国如户庭焉。
“近来俄罗斯、日本国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查俄国海线可达上海，旱线可达恰克图，其消息灵捷极矣。即如曾纪泽由俄国电报到上海只须一日，而由上海至京城，现系轮船附寄，尚须六七日到京，如遇海道不通，由驿必以十日为期。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
“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且其铁甲等项兵船在海洋日行千余里，势必声东击西，莫可测度，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援，是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
“从前传递电信犹用洋字，必待翻译而知，今已改用华文，较前更便。如传秘密要事，另立暗号，即经理电报者亦不能知，断无漏泄之虞。现自北洋以至南洋调兵馈饷，在在俱关紧要，亟宜设立电报以通气脉。如安置海线，经费过多，且易腐坏。如由天津陆路循运河以至江北，越长江由镇江达上海安置旱线，即与外国通中国之电线相接，需费不过十数万两，一年半可以告成。约计正线、支线横亘须有三千余里，沿路分设局栈，常年用费颇繁。
“拟由臣先于军饷内酌筹垫办，俟办成后仿照轮船招商章程，择公正商董招股集赀，俾令分年缴还本银。嗣后即由官督商办，听其自取信资，以充经费；并由臣设立电报学堂，雇用洋人教习中国学生，自行经理，庶几权自我操，持久不敝。如蒙俞允，应请饬下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山东巡抚、漕河总督转行经过地方官，一体照料保护，勿使损坏。臣为防务紧要，反复筹思，所请南北洋设立电报，实属有利无弊……”（《请设南北洋电报片》）
两天之后，最高核心光绪皇帝亲笔批准，电报局随即成立，盛宣怀正式出任总办，开始了自己飞黄腾达的“电击”生涯……
（作者系太平绅士、历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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