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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干山会议再寻改革 王小鲁:改革需一批人推车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徐益平 葛熔金

  “29年后的今天,我们重上莫干山,再次研究推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意义更加重大。”在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看来,把财税改革作为重要题目,把握了很好的时间窗口。

  这无疑也契合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炼的看法,“在当下各项改革纠缠于一起的背景下推动财税改革,是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内的下一轮整体改革切入口。”

  六点共识

  全国200余青年学者激辩改革突破口

  发改委官员称将整理观点递交决策层

  突破点论:能够撬动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转型升级以及社会公平和谐的杠杆就是财税体制改革

  民生论:财税改革要关注民生,关注穷人,减轻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税赋

  事权论:下一步改革应厘清政府间的财权和事权,制订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匹配的财税方案

  制衡论:建立财政监管体制

  效率论:税制改革方案的设计要考虑可行性和效率

  法治论:加快法治进程,制订出台《财政法》

3天的会期里,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位经济学者展开激烈的脑力激荡。
3天的会期里,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位经济学者展开激烈的脑力激荡。

  初秋的莫干山,云蒸雾罩,桂花初绽,恍若仙境。

  面对窗外的美景,72岁的徐景安却说:“我现在心情一点也不比当年轻松。”

  9月7日,一场名为“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莫干山会议·2013)”的会议在浙江德清的莫干山上召开,会议由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联合主办。3天的会期里,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位青年经济学者围绕“创造公平、开放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的主题展开激烈的脑力激荡。

  这是时隔29年后,徐景安第二次登上莫干山。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老朋友—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常修泽、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以及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

  1984年,中国的农村改革大有起色,城市改革却举步维艰。当年9月3日-10日,也就是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夕,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莫干山举行,史称“莫干山会议”。徐景安、常修泽、王小鲁和贾康4人均是会议代表。这次会议为1980年代的改革提供了许多重要思路,被称为“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也是中国中青年经济工作者的“第一次集体发声”。

  “当年莫干山会议和今年莫干山会议面临的问题已经不一样了。今天面临的问题更严峻,而且分歧更严重。”徐景安说,“其实,任何改革都会遇到阻力。这就需要在大方向、大目标上达成共识才能破解阻力。”

  面对台下的晚辈,这位“改革派老人”道出自己的期许:“你们肩上的担子将更重,希望莫干山会议能真正为当今中国面临的困局、僵局打开一个新局面。”

  重上莫干山

  对于二上莫干山,徐景安自称“感慨万分”。

  徐景安现在的身份是深圳一家机构—中国幸福研究院的院长,29年前的1984年,他是参加莫干山会议为数不多的官员之一,时任国家体改委宏观规划组的处长,是莫干山会议筹备组副组长。之后,历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深圳体改委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理事长。

  与徐景安相似,当年参会的很多年轻人,日后都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足迹,包括如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以及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和张维迎。

  “莫干山会议的一大效应,是促进中青年经济学者队伍的成长,把一批中青年推上历史舞台。会后,一批中青年进入政府部门,体改委还专门成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吸纳‘上山者’参加,如张维迎就是在西北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到体改研究所工作的。”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常修泽回忆。

  不过,1984年莫干山会议最为人熟知的,是对中国改革走向所产生的深刻影响。那次会议形成了包括由徐景安执笔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在内的7个专题报告,其中,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改革思路被国务院采纳。这项改革是对长期实行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重大突破,奠定了我国商品经济制度的基础,标志着中国正式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

  莫干山因缘际会,由此成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史的起点”。

  这座风景胜地与改革再续前缘,是在2012年。当年9月15日,由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主办的“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莫干山会议·2012)”召开。7位当年莫干山会议代表—常修泽、王小鲁、贾康、北京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姚先国、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名誉院长李晓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李罗力再度上山。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炼是第二次莫干山会议的推动者。1984年,曹文炼刚好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与莫干山下来的那些人多有交往”。毕业后进入国务院物价领导小组办公室,在那里,他看到过莫干山会议的全套原始资料和当时中央领导对于这个会议的批示。

  “对我个人而言,这是多年来的一个情结。”2012年3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曹文炼结识莫干山管理局局长王惠良。闲谈中,两人“碰”出了举办第二次莫干山会议的想法。“中国已经到了加快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因此有必要再一次发挥中青年学者的热情和智慧,营造深化改革、推进开放的社会氛围,务实探讨下一步改革开放的对策,而选择在莫干山举办这样的会议,极富象征意义。”

  第二次莫干山会议最主要成果之一,是建议筹备实施价格、税收、财政和利率的配套改革。“贾康离开会议前告诉我,当年莫干山会议就讨论过价税财联动的方案,但这个方案没有真正实行过,建议会议可以再讨论新一轮价税财联动。”曹文炼说,“因此我们决定2013年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联合,再举办一次以中青年为主、以推动形成新一轮改革为目的的莫干山会议,延续去年的主题,但重点关注财税体制改革再突破问题。”

  在曾担任过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副司长并参与了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他看来,在当下各项改革纠缠于一起的背景下,“推动新一轮财税改革是成本最低、风险最小、共识最大、条件最成熟、成效最令人期待的关键性改革,是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内的下一轮整体改革切入口”。

  三中全会前夜

  许生也是第二次登上莫干山,只不过,他参加的是去年和今年的莫干山会议。

  去年的莫干山会议上,这位“对莫干山神往已久”的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带来了一篇题为《“承接”:“莫干山”新一代的历史使命》的文章,他分别用“建”与“破”两个字概括两次莫干山会议背后的时代:“推进价格双轨制改革也好,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也好,都是一个建立市场经济体系的过程,而如今,我们所有人不由自主关心的话题都与‘破’有关,破除既得利益,破除垄断,归根结底,就是破除改革的阻力。”

  中国改革再度面临艰难选择之时,在历史中寻找映照和呼应,成为新莫干山会议参会者心照不宣的主题。

  在第一次莫干山会议结束1个多月后,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此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而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常修泽回忆,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夕,遇到的突出问题是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即到底是继续按照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或计划经济体制的变形“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惯性运作,还是另辟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路?“这涉及到改革方案的基本方向问题。本来,在1980年代初期,学术界就已经提出了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作为改革的理论依据。但是,当时曾参加十二大报告起草的一位部门负责人给有关部门写信说,‘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成商品经济’,如作此概括,‘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主管意识形态部门的负责人批转了这封信。此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受到批判。到1984年起草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就不可避免地遇到这一重大问题。”

  莫干山会议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召开的。1984年6月,中青年经济学术讨论会的组织者发布即将召开会议的消息,“讨论的中心内容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会议开始后,将宗旨定为“为党和国家献计献策”,中心议题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报告写出来后,我兴奋不已,在杭州西湖边散步时对其他参会者说:‘金苹果’已经长出来了!”徐景安回忆。

  “7份专题报告完成后,派代表向主管国家计委和国家体改委的国务委员张劲夫做了汇报。张劲夫听后,问了一些情况,于9月20日首先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随后,10月10日国务院主要领导人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震动,又可解决问题。”常修泽回忆,莫干山会议从一个方面为中央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撑。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后,邓小平在评价这次会议文件时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常修泽说,“改革方案的价值和贡献在于说新话,说些过去没有说过的实事求是的新话。眼下,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关于改革的决定,写哪些新话,写哪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对此充满期待。”

  “山雨欲来风满楼,我感觉现在开会的气氛有点类似于29年前。”常修泽观察到,每次偶数届党代会的三中全会,“都要出一个重要的改革决定”。

  “时间窗口”也出现在了到会领导的发言中。“当年莫干山会议冲破计划经济重重阻围,取得改革的理论突破和成果应该是彪炳史册的。”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说,“29年后的今天,我们重上莫干山,再次研究推动深化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意义更加重大。这次会议把财税改革作为其中一个重要题目,我认为抓到了点子上,把握了一个很好的时间窗口。”

  自由争鸣

  一个不算巧合的时机,一群同样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新莫干山会议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1984年莫干山会议最被人津津乐道之处是其新鲜的会风。当时组委会规定,参会者选拔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业、不讲名气,只需提交一篇论文便可申请,审核过关者才可“上山”。“上山”时不许带着论文,“只带身子来”,防的是隔山打炮,对着稿子念。特别倡导不同观点面对面辩论,不绕弯子,不兜圈子,直入主题。会议开得热火朝天,白天讨论不过瘾,晚上还有“挂牌辩论”,7天长会开完后,竟然有大半人都生了病。

  “自由争鸣是学术会议的灵魂。”当年参会时,贾康还只是财科所的一名在读研究生。他记得,刚工作时老同志传授的经验是,开会时中青年只能坐在后排听着,不能说话,想说话表达见解得不到机会。但因为“莫干山会议”,他与几位财科所的中青年人仿照莫干山会议的模式,举办了全国征文,以文选人,并成立了全国中青年财政理论研究会。

  “价格双轨制”便诞生于这种自由辩论中。徐景安回忆,围绕如何“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价格组提出不同的主张:有的主张“以调为主”,有的主张“以放为主”。双方争论得面红耳赤。主张“以调为主”的代表,明确反对“以放为主”的观点,认为在计划经济为主的情况下,一下放开价格控制太不现实。在市场不完备时,市场均衡价既难以实现,也未必优化。而主张“以放为主”的代表,则不赞成“以调为主”的观点,认为“价格调整还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在吵得热火朝天之时,有人吸纳和综合双方观点,提出“调改结合”的价格改革思路。

  “在调放结合、双轨推进的改革思路形成过程中,无论‘以调为主’,还是‘以放为主’,还是‘调改结合’或‘放调结合’,都从不同方面、程度不同地作出了学术贡献。从更大视野审视,‘价格双轨制改革’的思路,是会议诸多中青年学者自由争鸣、集中集体智慧的结晶。”常修泽总结。

  新莫干山会议也竭力延续自由争鸣的精神。今年6月,组委会以征文方式选拔中青年经济学者出席论坛。在开会形式上,专门设置闭门会议供学者们在晚上“挂牌辩论”;专题演讲会同时也是辩论会,若有不同观点,可随时展开交锋。“我们希望秉承1984年会议‘解放思想,理性务实’的优良传统,营造自由、平等、开放的会议氛围,最大程度调动参与热情、鼓励表达自由、激发思想碰撞。”曹文炼说。

  尽管在常修泽看来,如今会议的辩论激烈程度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但对习惯于只带耳朵听的旁观者而言,已是一番新气象。一所著名大学的校长发言时大段介绍学校情况,台下马上有人大喝一声:“讲观点。”他不以为意,又迎来一片轰其下台的倒彩声。而一向沉稳的贾康面对来“打擂”的青年学者,也数次抓起话筒,抢着回应,为一个问题较上了劲,“先别打断我,你听我说完”。互不服输之下,只得“另找时间再辩”。

  “鼓励青年学者发挥更大的作用,需要社会更加包容,允许争鸣,创造更好的学术氛围,不要一讲观点就给人贴上‘姓社姓资’的标签。”贾康说。

  曹文炼则认为,在研究探讨上可以剑走偏锋,允许一些极端的言论,一个良治的社会应该宽容和容忍一些公开场合的极端言论。“但是决策者要有主见,当政者在政策选择上不能走极端,否则往往会给国家和民族造成悲剧。政治体制改革更需要高度的智慧,需要各种各样的折中,需要充分的讨论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对当下的改革,经过几天发言和讨论,达成了很多共识,其中之一是‘突破点论’。”曹文炼说,“能够撬动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转型升级以及社会公平和谐的杠杆就是财税体制改革。我们将收集整理会场上的观点,向决策层递交和反映,争取财税体制改革成为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

  曹文炼介绍,会议还达成5点共识:一是“民生论”,财税改革要关注民生,关注穷人,减轻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税赋;二是“事权论”,下一步改革应厘清政府间的财权和事权,制订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匹配的财税方案;三是“制衡论”,建立财政监管体制;四是“效率论”,税制改革方案的设计要考虑可行性和效率;五是“法治论”,加快法治进程,制订出台《财政法》。

  知识分子的责任

  不过,对于新莫干山会议的成果会否如同当年价格双轨制那样被决策层采纳,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曹文炼表示,学者的研究能够影响决策更好,但对此也不应太过功利。其实所有的决策都是综合考量了多方情况才作出的,双轨制的理论成果,最初也是来源于实践,“更希望莫干山会议能够成为一个平台,激励年轻人少一些功利,多一些理想色彩,扎根于学术研究。”

  在“老莫干山人”看来,“新莫干山人”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担当起国家转型的历史责任?

  “当年莫干山会议的参加者,不是抱着利益的目的来的。”徐景安说。而他自己,甚至是“冒着丢官的风险来参会的”。1984年5月,在合肥,由民间发起组织了一个“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和中国改革研讨会”,邀请了改革的先锋人物凤阳县县委书记翁永曦、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鞍山无缝钢管厂厂长王泽普,意在联合全国的改革者,推动社会进步。这个会以一个响亮的名字流传,叫“全国改革者大会”,但却遭到了批评,“凭什么叫改革者大会,难道说参加是改革者,不参加就不是改革者?”

  有此前车之鉴,领导好心劝徐景安别去,“担心出问题”。“但我是会议的组织者之一,不能半路撂挑子,还是抗命赴会了。”徐景安说。后来,他不仅没丢官,而且升了职。

  “1984年会议开幕式上,中共中央宣传理论部门的负责同志作为出席会议的中央部门代表致辞,题目为《时代的召唤,崇高的责任》。29年过去了,‘时代的召唤,崇高的责任’仍历历在目。”常修泽说,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青年经济学者对社会底层的真实情况有较深刻的洞察,对计划经济造成的经济衰退及人性遭受的压抑有深切的体会。他们思想解放,视野开阔,敢想敢说,极负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时代责任’正是莫干山会议的精神追求之一。”他认为。

  “今天最大的问题是,有没有1980年代的理想、激情?坐得住、专心研究的人少了,甚至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徐景安言辞犀利,“凡事都要先看有没有好处,有没有利益。”

  他语重心长地说,“今天参加会议的人,都是知识分子,是社会的担当者,要有社会的责任感,有理想的追求。”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则形容当年的会议“就像汽车上山开不动了总要有人下来推车一样”,“谁推了第一把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去推上一把”。

  “我们仍然有很多需要改革而没有改革、需要推进而没有推进的地方。这些地方需要改革,也需要我们继续往前走,再来讨论改革。我们还需要有一大批人推车。”他说。

  几位老人的身后,会议背景板一角,一行小字极其醒目:愿以青春和生命,充当推动中国进步的燃料。

  早报记者 徐益平 葛熔金 发自浙江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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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儒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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