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改革不可拖延

　　前不久我问过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还要讲改革？从1978年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35年过去了。我们说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计划体制严格来说是1958年才成型的，因为1958年以前有大量的经济，改造还没有完全完成，农民可以自由迁徙，还没有完备的户籍制度。

　　也就是说，国家中央集权把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管的非常死，那套苏联模式，应该说1958年才在中国社会搞成。那么1958-1978年是20年，一套体制形成20年，改就改了35年。现在我们还说要改，你看今天我们论坛的题目，还要深化改革。现在全都寄希望于三中全会。首先我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改革这么难？什么东西这么难改？

　　那次在吴敬琏新书发行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我也讲了我的看法。通常的看法是说中国既得利益太强大，其实哪个国家的既得利益都很强大。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的既得利益特别强大，就是改革35年，好多问题还是改不动。所以我不认为既得利益是一个很好的解释，很可能跟其他因素有关。在那次讨论会上我讲了一些我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今天不重复了。

　　今天我想利用这个基础，转到这个问题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不管难改革怎么形成，有各种原因，在座各位也可以想想我们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为什么一个20年的体制改了35年还在说改，我们都可以找出很多原因和理由来。

　　我今天想把问题转到另一面，就是不管什么理由，改革很难。那么我们站在2013年这个时点上，不改行不行？那么难改，那么费劲，来回说。你看现在研究改革的人，好多话是重复的说，机制不解决，结构问题解决不了，这是吴老师1980年的一个发现，现在差不多还是这个讲话。

　　增长方式为什么转不了？体制机制关键转化没有完成。那么难以完成的改革，干脆就不改算了，就这么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吧，行还是不行？我想从目前我们观察到的经济社会情况来看呢，恐怕是不行的。

　　可能有三个层次证明再难改也得改，你不改，更大的麻烦会在后头。

　　第一个层次，就是不改，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方向的改革，推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改革。如果放弃往这个方向走，我觉得当前很多矛盾会有一个连锁爆发的趋势。爬过山的人都知道上山容易，下山难。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速度在减缓，这个减缓啊，就是高位下行啊，会让这个社会平衡问题变成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爬山的时候就是累，爬山出问题都是往下出问题的，往下走的时候很容易出问题。因为很多积累的矛盾，高速增长的速度把它盖住了。大家看着反正收入在增长，产值在增长，利润在增长，很多矛盾可以缓解的，但是经济收紧的时候，增长速度下来的时候，利润减少的时候，这些矛盾的各个方面都没有退的余地。所以我的看法，如果不把改革这个任务，就是在这种经济转型过程当中，坚决地提上日程，很多矛盾会连锁爆发。

　　你看这两天的新闻，四天我们东北三场大火，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一定有偶发因素，可是你仔细看这些因素里头有一些跟我们探讨的话题有关。你看几万吨粮库一把火就烧了，这个事故调查有具体的原因，但国家粮库怎么会堆的到处堆不下了？合理的库存量和实际存放量，直接因素我们看事故调查的分析，间接因素跟我们农业政策是有关系的，粮食补贴。

　　我们不补贴，农民收入就涨不上去，可是目前一个劳动力平均有几亩地小规模情况下，补贴替代不了改革，替代不了农村产权的进一步清晰，转让机制。那么如果改革停滞，在一个非常狭小的农业的人均土地规模上，是否通过财政来解决这个问题，它会带来其他方面的扭曲，尤其在价格补贴这种事情，它在资源配置方面有其他后果会跟着来，这个来的东西不是你出发点想到的，出发点想到的是帮农民一把，给他补贴，因为经济变量之间有内在的联系。

　　还有一把火，工厂的门反锁，着火人跑不出来，这可是一个重大问题。我们改革是要发展民营经济，但什么叫民营经济？民营经济是各种要素以非国有的方式组织起来，但是要素方方面面是平等的，打工工人也有应有的权利，这个问题不解决，民营经济不可能健康发展。所以这些问题啊，我的看法，如果没有以改革统领整个社会的治理，向善的方面改进，很多问题会一个跟着一个来。

　　现在的形势不是摆开架式顶层设计，有好多问题你不解决会派生出很多问题，最后让你无以招架。这些负面会影响很多人，会影响人们对这个国家体制的看法。所以从目前积累的问题来看，改革不改革，不是说自己做决定的。这个社会的腐败，这个社会的腐烂，你改革跑不赢它，那就没有中国美好的前景。

　　相关的事例多的不可胜数，刘铁男的案件，就利用这个审批。

　　我第一个判断，由于渐进改革，特别由于某些原因，这个改革有些时候会放慢，会拖延，会拖泥带水，会变成一个改革的半拉子工程。它会触发社会矛盾，这个形势是非常现实的。我们要争取中国好的前途，一定要避免走上这条路。走上这条路，再大的能耐有的时候也可能回天无力。

　　第二个层次，现在改革坚定加速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现在社会主体人们的期望值发生了变化。社会人们对体制也好，对政策也好，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怎么评价，他是受心理预期支配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参照系，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就觉得改革以来，中国已经翻天覆地变化了，因为我们心里那把尺子，那把参照系是看到。比如说我们这个年龄是接触过1959-1961年大饥荒，经历过人民公社胡闹的，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胡闹，拿那把尺子衡量中国，那是巨大的变化。

　　但是，因为我在大学教书，我接触很多一代一代的学生，他们的参照系不同。他们没有参照过去那种极其不象样的事情，他们生活在较开放的现代中国，他会对世界主要国家的情况比我们这代人有更多现实了解。他就觉得这个世界就应该是这样的，你做不到这样，他就不满意啊，因为这个参照系不同。

　　那么从中国的年龄结构来看，现在主要的年龄结构，现在承担较高职位的人还是对中国历史，改革前后有比较的这代人。但是社会的主体，你到一家公司看主要年龄层，你看产业结构里面最积极活跃的人口，消费里面最积极活跃的人口，他们的参照系怎么样，他们的参照系至少跟像我这个年龄的人不同。他们对这个国家的公正，对这个国家的现代文明程度，它的标尺更高一点。由于标尺更高，它对于我们改革不到位带来的负面现象更觉得不可容忍。不管收入是多少，不管中国总体GDP已经是全球第二大，不能改变这个参照系下形成的判断。

　　而且你看80后、90后，我一个礼拜前，几位老师在阿里巴巴做调研，接触很多所谓店小二。我们专门请了不同层次的年轻阿里人，彻底地聊天，聊每个人的故事。在哪里生？在哪里念书？怎么看这个社会？我们几个老师都受到很大的感触。除了专业的研究以外，还有一个对这个社会另一个层面的了解，他的参照系不同。

　　放眼看未来五年、十年、十五年，2000年后出生的人也将成为中国社会活跃的积极主体，他们对这个国家的要求不同。我们不能动不动就讲1978年以前怎么样，饭也吃不上，要发粮票，发布票。

　　一个社会有希望就是面向未来，我认为这一关很难过。所以改革不但要和腐败，要和社会发生的冲突赛跑，还要和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赛跑。如果我们改进速度慢，跟不上年轻一代人对自己社会的期望，那么这个社会也会出问题，失望的情绪也会弥漫，就不能齐心协力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我认为改革不可以拖延，这是我主要想讲的意思。因为现在很多制度性的东西改的慢，改的不到位，现在正在激发另外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我把它叫做法外的现象。很多人不在法律世界内跟你论道行，因为他老等着你改，现行法律说这个不行，但社会当中有需要，他就在这个世界里生活，他脱离你这个法律系统，脱离你这个正规合法性的空间，他在法外世界创造活动。

　　举个小的例子说明。你看中国的民航落地的时候，广播里一定会说请大家不要打开手机。你前后左右看，这句话一广播，前后左右都在打开手机。同样这句话在欧美的航空公司播了，很多人不打开手机，但香港你可以听到可以打开手机。

　　一种是遵守了，一种是熟视无睹，跟广播里说的不准打开手机配合的可好了。有一次老外问我，他是不是听错了，因为他看前后左右的人都在开手机，他听的是不让开手机啊。我就问了一个问题，到底落地以后可不可以开手机？如果这个东西对航空公司没有负面影响，你开就开嘛。我们现在的情况非常像我刚才讲的第二种情况，就是宣布一套东西，实际上谁也不遵守。

　　你说我们讨论利率市场化，早有市场化的利率了。一晚上3%的利息率早有了，尤其在浙江开这个会，谁不知道有这个事啊。但是它不在法律框架之内，不受我们司法的调节，一出问题，你不能用法来论理。

　　出租车领域有白车、黑车，我们讨论车价、车费，驾驶人员的福利，份子钱，研究了很多，最后很多人不跟你玩了。社会有需求，你看哪里有黑车，一定有白车服务不到的地方。地铁口你去看，老是有黑车，你不方便的地方，他就通过法外的活动来供给。

　　我们讨论房地产政策，房价调控热闹的不得了，我们有无数面积的小产权房，政府拿农民的地征来再卖这叫合法，农民自己的地来卖就非法。

　　下来有一批人，包括大城市周围的农村基层和农民，他不听你这套。你卖，我也卖，你懂房地产，我也懂啊，我卖的比你便宜。

　　我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访问过很多小产权楼盘，他们教会我很多。我说这是国家法律不保护的，他说这里有好多办法。其中有一条，说你要买就买小产权规模大的，因为大了以后，就没有人随便来拆你了。

　　无论主持改革的政府，还是专家系统，我们千万别以为改革不改革就在这个范围内讲，讨论出文件。还有另外一个世界。一个社会如果他没有系统化的能力把法外的世界容纳到这里，那么这个社会就会脱节。就会变成说的很像样的东西只占生活社会里面一小部分。

　　所以在最近一个研究报告里提出，你要好好的把法外活动梳理。很多改革就是把法外的活动合法性，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如果飞机落地之后可以开手机的，那就宣布开就完了，除非它损害飞机公司，损害他人健康，问题是我们现在很多体制政策不是按照这个原则在进行梳理，搞的合法经济活动这么麻烦，真有这个必要吗？

　　现在这个问题是，如果我们在这个圈里头越搞越繁琐，很大一块人中国经济活动会脱离你这个合法体系，他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去找他的存在。那你这个国家推行法制，要人们遵从法律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有多少生下来就是黑户口的？住在小产权房子里的？他从事的活动一直就不是我们法律框架容纳他的，这个问题，我的看法要提起严重注意。而且如果改革不加紧把不合格的政策法律修订得合理，因为合理的法律是容易遵守的，是多数人在多数情况下容易遵守的，你如果把我们的政策体制搞的非常难遵守，不损害他人，也非要遵守不可，那就会发生我讲的这个层面的麻烦。

　　所以我的看法，改革不论有多难，站在2013年中国这个现实面前，如果我们要跟腐败做斗争，做赛跑，要跟社会的溃败做斗争，做赛跑，我们要追得上越来越年轻社会主体部分的期望值，我们要有能耐把很多法律边缘上的东西吸纳到体制里来，变成合法的制度化的运作过程，就只有克服困难，去加快改革。

　　针对改革困难的难点，认识到拖延改革、不坚定的推进改革是有后果的，不是可以由着我们拖下去的，才能重新认识我们所处的形势，才能形成最大限度的共识，来推进从今年秋天开始应该大幅度推进的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改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