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鲁：红二代光谱

陈小鲁

　　只要没有雾霾，散文里的北京秋天就变成了街头巷尾的现实。人们涌进东城区一处巷子里，去看新修缮的胡同，对着房檐边上的天空拍照。外国游客在一切中国特色的物件跟前驻足，T恤衫、搪瓷缸上印着的符号意味强烈的毛泽东和雷锋像。30年前统治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已成为轻松宜人的流行文化。

　　在西面更偏僻的小巷里，墙上还有“毛主席万岁”的标语，下半部分被后来涂的水泥遮了起来，水泥也开始脱落。

　　旅游资料介绍说，巷子遭受过两次大灾难，一次是“破四旧”，门墩儿、牌楼、女儿墙，能保留下来的很少；另一次是唐山大地震，为避灾而修的窝棚一直钉到现在。

　　在胡同尽头靠近河边的地方，一个青砖铁门的院子，陈小鲁先生打开小门，招呼着。平凡得不能再平凡，头发多半白了，穿一件土黄色外套，里面是一件灰色薄毛衣。

　　院子很大，曾经是粟裕大将的居所。1975年，陈小鲁与粟裕的女儿结婚后，就搬到这里居住。院子里还有粟裕种下的白皮松。

　　“我都没那么关心国家大事了，这次是被推了出来，你们媒体愿意关注。”坐在摆满雕塑和绘画的客厅里，67岁的陈小鲁说起10月7号那天，北京市八中对面的一间茶社里，他代表八中老三届同学会，向“文革”中批斗过的老师郑重道歉。老师们都已经七十多岁，年龄最小的学生也60岁了，“有些话不说，就晚了。”

　　1966年开始激荡整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陈毅之子陈小鲁是绝对的风云人物，以至于在当时的讹传与流言里，“陈小虎”频繁出现在各种传单和急电中，一天之内在新疆、云南、哈尔滨和广州同时现身，还有“携款逃到香港去啊，杀了人的事儿啦”。

　　“8月25日成立‘西纠’（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是我的第一次反思，也是从革命到保守的转变，其实那之后就成逍遥派了。”陈小鲁告诉我。

　　1966年北京八中，“文革”初期校领导被当作黑帮批斗和劳改

　　1965年，毛泽东对在哈军工读书的侄子毛远新说，“阶级斗争是你们一门主课”，“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来自最高权威的指示最先在干部子弟中流传，那年初，陈小鲁就在北京八中贴出大字报，“让阶级斗争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文革”开始时，他给学校老师讲话时说，“过去有出戏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凭借政治敏感，陈小鲁在运动中成为八中的精神领袖。

　　到了1966年8月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混乱已经无可避免。

　　7月末，北京各中学组建校文革委员会，试图复制马克思经典著作论述过的巴黎公社。“我不想进校文革，文化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心里很虚，不知道怎么干”。但选举结果出来，陈小鲁得到一千一百多张票，差二十多票满票。

　　“那时青年人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而且大家选你了，没办法，只得干。”陈小鲁这样形容当时的处境——像无数红卫兵一样，既有意识形态狂热，也遭到形势裹挟。

　　红卫兵兴起后，打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陈小鲁内心很抵触，去四中串联时，又眼见朋友们对峙、争吵，“文革就是窝里斗？”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陈小鲁在广场上，没被邀请上天安门，因为他“不是那种积极分子”。

　　“8•18”之后，北京市抵制外地学生进京串联，学生食宿无法解决，秩序混乱。周恩来召集铁道部、北京市委领导开会，陈小鲁作为学生领袖参加。那时，红卫兵的涌入拥塞了北京站，旅客无法出行。周恩来中途离开，陈小鲁对铁道部领导说，“这事好办，专门指定一个车站给红卫兵，旅客分流不就行了嘛”，对方说，“你们不懂，很复杂的”，接着讲了一大通技术上的理由。

　　周恩来回来后责备说，“我早就说了，红卫兵和旅客分开。”铁道部领导立刻回答，“是，是，可以。”陈小鲁愤怒，“你是服从真理，还是服从权力？官僚主义到这个程度了，是该冲一冲了。”

　　8月19日晚，他组织了一场批判会。台上，北京教育系统干部“坐着喷气式飞机”，不断有红卫兵跑上台，抡起军用皮带抽打。陈小鲁想拦挡不住，大喊“停下！把他们‘踏倒’在地！”然后举起红卫兵的旗子，喊口号。“这样就不打了嘛。”陈小鲁说，那是他组织的活动第一次失控。那场批斗后来被学者称作“开了武斗的恶劣先例。

　　“8•18”以前，对学校的武斗倒还可控制，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的一句“要武嘛”，使形势急转直下。陈小鲁争辩说，这句话不是要打人，是说青年人不能太文质彬彬。但天安门城楼下的头脑发热的红卫兵，只是从字面上理解最高指示，模糊的表述成了行动的依据。

　　“党的政策还讲不准虐待俘虏，当时就觉得很迷茫。”陈小鲁皱了皱眉头说，言谈中还带着言必称主席的习惯——说起公民社会，他的论据之一是，“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

　　陈小鲁的同学计三猛见证了北京的失控。一所中学的学生高呼最高指示，把图书馆的书籍堆在院里焚烧，强迫全体老师围在火堆边，数着“一、二、三”，将老师往火中推。

　　计三猛记得，八中教师赵荣尊当年只有二十四五岁，教生物，“用现在的话说，是男生心目中的女神”，她被集体批斗时，陈小鲁就站在旁边，“批斗什么不管，但是绝不能人身侮辱。”

　　“我虽然公开反对打人，但那时真管不住。”陈小鲁甚至告诉红卫兵，“如果你们一定要打人，也别在我面前打。”

　　兴奋、躁动，红卫兵笼罩在“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情绪里，四处发布通令，享受着权力的刺激。陈小鲁也曾通令要求民主党派72小时内解散，3天后就收回来8个大印。“当时破四旧，我们也不能无所事事，要赶赶潮流。”他回忆说。

　　在10月7日的道歉会上，学生们反省当年的行为，“暴戾、恐怖，流弊政府、祸害社会”，给老师们深深地鞠躬。后者表现得很宽容，说大可不必隆重道歉，不要把错误都揽在自己身上。

　　“你组织过批斗会，但反对打人，还保护过不少人，到底应该负什么责任？”我问陈小鲁。

　　“作为一个公民，他的自由他的人身不得侵犯是神圣的，你有义务去保护其他公民，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你放弃了义务你旁观，你就有愧于公民的称号。”他回答说。

　　雅斯贝尔斯在讨论“德国的罪过问题”时，将罪过区分为四种：触犯法律的刑法罪过，参与罪恶制度的政治罪过，个人错误行为的道德罪过，以及第四种，不能尽人的责任去维护文明的人性，形而上罪过。

　　当然，这是人们事后讲述的故事了，身处意识形态狂热的人们并不具备反思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