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深化改革就是处理法治和改革的关系

“在今天中国的法治条件下搞改革，要依靠法律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11月4日在“首届国浩法治论坛暨中国城镇化发展与法治建设论坛”上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说要深化改革，就是处理法治和改革的关系。 　　而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认为，城镇化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维权和维稳变得更加尖锐，要处理这一问题，法治的作用不可忽视。 　　“我们讲法治既包括市场自由的法治，又包括市场秩序的法治；既包括维护私人利益的法治，也包括维护国家权力的公权的法治；如果要讲维稳和维权之间的关系，那么维权也是法治，维稳也是法治。”江平说，“我认为"稳定压倒一切"应该改成"法治压倒一切"。” 　　“城镇化基础是人口流动。没有自由流动，就没有城镇化。2000~2010年北京人口增长41%，上海增长37.5%，天津29.3%，而全国平均城镇人口只增长5.8%。35亿城市人口居住地是400万平方公里，仅占地球表面1/100。”周其仁借几组人口数据论证城镇化发展与人口流动、聚集的必然关联。 　　但人口聚集不等同于城镇化发展。周其仁认为，目前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制约性因素有三点： 　　一是配套制度的严重滞后，涉及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亟待更大范围内的变革。二是人口流动和城市化建设需要土地的流动，这牵涉到土地制度的变革。三是行政主导城镇化，现有的行政架构是基于农业社会管理的架构，难以促进城镇化发展。 　　在农村土地改革领域，周其仁认为，农村土地应该得到有效利用，城镇化带来的土地升值，应该将其差价释放。在这一过程中，对农村土地的确权显得尤为重要。“宅基地、房屋、耕地重新确权，然后办证。全面确权，确权保护是一个制度性变化。” 　　以成都为例，随着土地改革试点的深入，土地、户籍等领域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等条文繁复，改革后续难以为继，土地制度顶层设计的弊端随之凸显。 　　基于此，周其仁认为，这次三中全会说要深化改革，就是处理法治和改革的关系。在今天中国的法治条件下搞改革很难，怎么有序有步骤地，把该解决的问题解决，要靠法律，要靠法律方面的智慧和经验。 　　司法部一位退休官员亦在发言中论述了法治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并提出了“依法制定城镇化规划、依法推进城镇化建设和依法维护城镇化利益相关方的合法权益”三个基本观点。 　　这位官员提出，因城镇化覆盖面之广、时间跨度之长、涵盖人口之众，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城镇化顶层设计，应该科学合理制定城镇化规划，由全国人大统一运作，各地相应制定本地城镇化规划，由地方人大运作，赋予城镇化规划以法律地位。以法治接替政府，从而防止政府换届、规划变脸短期行为和无序现象，从根本上保证城镇化进程规划规范有序推进。 　　而在具体推进过程中，上述人士提出，要改变和避免以行政权力推进城镇化的惯性思维和做法，更加注重运用法治方式和经济手段。尽快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的户籍制度改革，尽早在身份上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使城乡居民实现法律身份的平等化，要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法律保障公共投入，促进城乡居民平等享有公共服务，共享城镇发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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