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平静的大地上充满着心跳的等待,刚刚落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改革方案出台?
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前一周,一场名为“天府峰会”的论坛在成都召开,在VIP专属午餐会上,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对100多位关注改革的人士及国家研究院MBA/EMBA校友,分享了他对中国改革特点的分析。
这位参与和见证中国多次改革的著名经济学家一开口,整个会场就静了下来。周其仁说,“大家现在最关注的词就是改革,都在呼吁改革,但各位听过哪一位领导说过"不改革"吗?”“大家都在说改革,为什么又都觉得改起来很难,甚至有点改不动呢?”
在随后的演讲中,周其仁给出了他的答案,那就是,今天的改革已经不同往日,有两个突出的新特点。
第一个新特点就是与30年前相比,今天改革的法律环境已经大不相同。
周其仁教授为中国的法律法规算了一笔数量账,多年来,随着建国以来我国法律体制的不断健全,目前全国共有法律近三四百部,行政法规七百多部,而部门与地方规章则超过八千部,合计上万部,而我国在1999年便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这些事无巨细的法律法规成为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行动规范。
“因此,今天的中国改革的一个最大特点便是不仅要关注情与理的层面,也必须更加重视法的层面。越是具有实质性的改革,越要深入到法的环节。”周其仁称,“改革不能再光喊口号了,要仔细研究研究改革怎么在现成的法律中找到切入口,尤其是把法外的不影响别人利益的活动,纳入到法律中来。”
面对这个问题,与会的重庆华冠集团董事长、国家发展研究院2005级EMBA刘章毅深有感触,他在现场提问环节特别追问周其仁教授如何对法外活动进行界定。对此,周其仁表示,界定的关键点就是“这些黑车、黑户、小产权等是否真正做到了"利已不损人"”。
周其仁说,我们国家现在自下而上有许多现象,他们是法律上通不过,也等不及你修改法律,所以干脆法外活动,不跟你玩了。对这些人,这些活动,如果他们对他人、对社会无害,可以合法化,而不一定全部取缔,一棍子打死,这也是国家制度化能力的重要标准,也是中国改革当中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我们必须不断增加法律的吸纳能力,尽最大的努力让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合法框架内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影响今天改革的第二个难点是改革的舆论环境已经与往日大不相同。
周其仁表示,随着传播媒体的日益发达,公民意识的不断觉醒,改革所参与的人员广泛性、对于改革的不同意见,以及意见的对立程度也与三十年前大相径庭。
改革开放初期,传播媒介并不发达,信息的传播速度很慢,对于改革的意见也仅是小范围的讨论,而如今的形势要复杂得多。
“当然,改革意见的复杂化有其好处,可以使所有改革更为谨慎。然而,如果等所有意见达成一致再开始行动也绝不可取,也绝不可能。”周其仁表示,正如我们现在的领导人所说,如果等到全体同意了,很多问题容易久拖不决。
因此,周其仁指出,“当前的改革必须习惯在不同意见中寻找共识,如果不能达成共识,则应追求程序合理,以使改革能够不断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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