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集团”是时下中国舆论场上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很多人认为，利益集团推迟了一些改革出台的时间，而且他们是未来阻碍改革落实的主要力量。
这种分析有一定道理。但现在的问题是，利益集团的作用和能量可能被夸大了，这或许会对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选取主攻方向造成扰乱，激化社会争论，从而影响改革的实际效果。
对利益集团，我们应有更求实的认识。利益集团的概念来自西方社会，西方的利益集团都是较清晰的阵营，有相对明确的组织和维护利益手段。它们游说政府和议会，公开活动，公开施加影响。如果按这些标准，中国的所谓“利益集团”都不太够格。
中国的“利益集团”更像是一些利益群体。虽然其中一些强势些，有一定的资源垄断能力，另一些弱势，彼此的组织联系更松散，但这些利益群体自身的面貌和它们所处的社会大环境，都与西方真正的利益集团有很大不同。
西方社会很多年不变，利益集团和各种群体都已相对固化、稳定。中国则处于转型的大变革时期，社会结构很不固定，各种利益群体都在不断变动、调整。此外在中央的改革决策面前，有垄断能力的国有制企业以及官方机构并不具有阻挠改革的真正强势，中央对这些利益群体拥有绝对权威。
舆论批评的利益集团主要针对大型国企和官方机构，但如果说它们就是改革的最大阻力，至少是对未来改革难点很不全面的认识。
中国的利益群体已经很多，体制内利益群体的问题只是其中之一。与此同时，相对弱势的群体也已经有了强烈的权利觉醒，通过互联网，他们争取利益的能力不断提高。从过去两年的情况看，无论是阻止拆迁，还是反对上马大型重化工项目，一些传统上的弱势群体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行动力。
落实《决定》的真正挑战在于让大局观重新回到中国社会，穿透各种利益藩篱。三十多年前，大局观可以靠中央自上而下植入到社会每一层级，并保证它对中国全社会的真实引领。然而今天国人大局观的形成要复杂得多，除了自上而下的要求，它还需要大量的政策及法律杠杆的促进，甚至可能是不同力量摩擦、对冲的结果。
中国已从结构相对简单的社会变成错综交织的多元社会，自上而下的改革推力很难一贯到底，全都不走样地到达基层。中国社会自下而上也涌现出各种力量，这些力量的碰撞、对接方式很不一致，改革是驾驭这些复杂性的过程。
把舆论焦点放在“利益集团”上，这样描述改革过于简单，很容易将改革意识形态化，把社会一刀切分成改革的促进派和抵制派。而真实情形是，全社会支持《决定》的共识度这一次非常高，但因为改革涉及面既广又深，真正推行起来后，很多人都会发现自己同时处于不同的利益群体，他们会欢呼一些改革，但说不准什么时候又觉得自己“被动了奶酪”。
因此或许谁也不该在指责利益集团的时候，把自己的利益看得紧紧的，以对自己当时是否有利断言改革的对错。改革是要让利益生成与分配机制更加公平，是对社会运行机制做整体调适，从理论上说，所有“既得利益群体”，无论官的、民的、国有的、私有的都会或多或少被触动。
当然，强势的利益群体应当在支持改革的态度上做出表率。这很关键。同时我们希望，谁都不要以为改革是别人的事，自己唯一应当做的就是享受改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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