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供搜狐财经稿件 请勿转载）
“市场化激励”本身就是一个没有边界的概念，近年屡屡爆发因贪腐下马的大型国有企业高管没有实行“市场化激励”吗？对于动辄几千万，乃至数亿元的贪贿收入，区区数百万的年薪又去能填满这些掌控巨额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的高级官员的个人欲望。
近日我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一条关于品尝“褚橙”的微信，引发朋友们热烈的讨论，也有不少朋友纷纷询问在那能买到“褚橙”，无意中我也为那家销售“褚橙”的网店做了一个小小的广告。
细数回应的朋友，多是感慨褚时健积极的人生态度。尤其是企业家群体，在十数载甚至数十载商海拼搏中，谁没有经历过几次生死攸关的起落沉浮。也因此，购买“褚橙”者多不是意在经济上支持“褚橙”的销售（以其火热的销售态势，也用不着谁刻意去“支持”），而是为了从中感悟那位85岁老人的不屈和乐观的精神。
或许80年代出生的人不会熟悉“褚时健”这个名字。因为褚时健出事的时候，他们都还是涉世未深的孩子。而若不是“褚橙”的出现，即或是8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也已经逐渐淡忘了这个老人。毕竟褚时健事发后的十多年里，中国经济风云激荡，产生了更多惊心动魄的经济大事件。
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有感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国企改革的呼声，至少在舆论上已经激流涌动，新一轮国有经济改革呼之欲出。这种浪潮尽管还没有惠及实体经营的国有企业，却已在股票市场“春江水暖”。上海国资委透露出来的国资改革路径图刺激了一批有着国资改革概念的本地股走出了一轮不错的行情。
根据媒体报道的上海国资改革思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分类监管；其二是推广市场化激励和创新容错机制试点；其三是优化国资配置，合理产业布局，利用资本市场继续推动整体上市与并购整合，进一步提高国有资产证券化率。
要说创新，上海国资委提出的改革思路其实并无多少新意。对于其中的“市场化激励”更是不免让我想起褚时健和红塔集团的如烟往事。当年褚时健冤不冤不好说，但他的牺牲却成就了一大批国企领导，尤其是央企领导以“市场化激励”的名义合法地获得褚时健在任时所不敢想象的薪酬。
褚时健事发后，曾经引起广泛的同情。因为相对于褚时健为国家和为人民所做的贡献，他所“贪”的那点钱实在是微不足道。根据公开的媒体报道，在褚时健掌门红塔集团的18年里，他把一个举步维艰的小烟厂发展成为国内烟草行业的龙头。18年间为国家创造的利税总额超过1400亿元。更不用说其带动了多少烟农发家致富，带动多少中下游相关产业的发展。以至于有媒体报道称，当调查组到红塔集团调查褚时健的贪污问题时，当地烟农说“老褚拿了多少钱？我们凑了替他还。”
而褚时健在任的18年里，合法的工资收入不到100万元。在褚出事之后，国资管理部门也认识到褚的贡献与合法所得严重不匹配的现实。据说，褚时健的继任者获得了年薪100万的合法薪酬。
最近十年，在“市场化激励”的指引下，国企的激励机制应该已经很到位了。国有金融机构、央企的领导一方面享受着政府官员行政级别的政治待遇，另一方面又领着“与国际接轨”的合法薪酬，还可以利用国资监管的漏洞大发职工福利，诸如团购豪宅、天价保险等等，既使得企业职工皆大欢喜，还使得自己理所当然地获得“领导福利”。即或如此，依然可以大言不惭地以政策性亏损的理由向国家申请巨额的财政补贴。
我们可以想到的是，上海国资委再提“市场化激励”一定是一个最容易推广的国资改革方案。我们当然也不能否认“市场化激励”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要“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并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把“国有资产”管理调整为 “以管资本为主”的新思路。
但要使得“市场化激励”不变成少数人合法攫取国有资产利益的工具，要真正“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总结过去国资管理的种种弊端，我们现在最缺乏的一环就是国有企业的信息公开化。只要没有了信息公开，缺乏了社会的监督，现有的国企改革，尤其是“市场化激励”改革就会沦为“内部人”利益交换的载体。这种利益交换或许也能促进国有企业的发展，能加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但缺乏公开、公平和公正基础的“加强”一定是有害于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的。
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要实现这样的“混合所有者经济”首先需要有产权制度层面的保障，也就是《决定》所提出的“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把“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落到实处。
在这个基础上，“混合所有制”还需要一个制度保障就是“信息公开化”。不仅是在民营资本进入后，而是在进入前就应该把国有企业信息披露制度化。
国有企业存在诸多经营方面的问题和国企领导的贪污腐败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缺乏透明化。今年早些时候，媒体曾经从上市央企的定期报告中发现这些企业超常的“业务招待费”。这本是一件促进国企监督的好事，但事态的发展却让人哭笑不得。因为其后的定期报告，这些被曝光或可能被曝光的国有企业不再披露“业务招待费”数据了。
在我们的国资管理中，谈论国企改革始终突破不了的一条界线就是，只愿意在名义上宣传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属性，但是虚化“全民”的权利属性。企业只需要向代表“全民”行驶“出资人”权利的“代理人”负责，而不需要向真正的“股东”负责。某些不负责任的国企，可以用垄断利润为职工和领导团购豪宅，可以奢靡浪费，就是不能上缴利润以让全体“股东”分享利益。经过两届领导挤牙膏式的改革，直到本次三中全会也只是提出要“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从直观的理解，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国资委只是代理“全民”行使“股东”的权利。如果套用上市公司的标准，不论中央企业还是地方国企，本质上应该都是“公众公司”，作为股东理所当然地具有知情权和监督权。如果我们的所有国企都能像上市公司一样建立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不仅能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也能推动国有资产经营向“国有资本管理”转型。而且，通过信息公开化，让全体“股东”来监督国企经营者的廉洁性，使国企干部任命和考核阳光化，加强国企领导的责任心和压力感，把对上级负责转型为对“股东”负责，这才能更有效地实现国企“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减少内部人控制的利益交换，使“市场化激励”不走偏。
“人”的本质上都是自私的。在奥巴马试图挽救美国众多频临倒闭的金融企业的时候，面对蜂拥而至的求援者的压力，奥巴马宣布，所有接受政府援助的美国金融公司高管年薪不得超过５０万美元，马上就有很多求援者打道回府。是这些企业没有困难了吗？不是的。是因为这些企业的高管为了保住自己的高额年薪主动放弃政府援助，转而寻求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企业走出困境。
“市场化激励”本身就是一个没有边界的概念，近年屡屡爆发因贪腐下马的大型国有企业高管没有实行“市场化激励”吗？对于动辄几千万，乃至数亿元的贪贿收入，区区数百万的年薪又去能填满这些掌控巨额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的高级官员的个人欲望。
因此，“国有资产”也好，“国有资本”也好；强调“国有经济主导地位”也好，强调“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也好，不妨学习上市公众公司的做法，推行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化，这恐怕也是建立“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一环。
（作者系北京领优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合伙人）
独家声明：搜狐财经独家稿件，版权所有，请勿转载，违者必究。确需使用稿件或更多资料，请与我们联系获得授权，注明版权信息方可转载。联系我们可致电010-62726687。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