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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革初期，企业家们仍在观望中等待，对长期左右自己命运的政府充满敬畏，口头上予以赞扬也不只为欺骗总理，而是一种习惯成自然的真情流露。
前两天一个暮霭重重的下午，俺在河南郑州主持一个论坛，当地一个相当知名的民营企业家上台演讲，总结说：一些政府部门简直就是地痞流氓。
俺注意到身旁一些官员的脸瞬间变得很长，相当难看。
俺很佩服该老板的勇气，但也从内心深处为他担心——即使有意见，哪有大庭广众下骂的，私下抱怨两句得了。咋忘了低调闷声发大财的道理捏？
事后一打听，原来他中午喝多了。
正常的场面应该是如下场面：李克强总理近日赴天津考察工作，与滨海新区的企业家座谈，企业纷纷对当地政府予以高度赞扬，就差没唱《感恩的心》了。结果总理听不去了，连着追问“有哪些政策可以调整”，并说：“不要光表扬政府，要承认，我们的行政审批和发达国家比做得不够好。这些问题一定要改进，要适应企业的发展。”
李总理说的是真心话。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成立以来，力推简政放权、回归市场，三中全会更是提出“市场决定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随之隆重启程，按说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应该喜大普奔，面对总理多提些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意见才对，怎么演出了一出“官企一家亲”的大戏？
这样的反差首先说明，即使中央作出顺应经济规律的正确决策，但真正落实到位还需要各项配套细化政策出台，并有赖于地方政府转变观念，彻底扭转传统的唯GDP论英雄的政绩观，将三中全会的精神不折不扣地变成自己日常施政的不二法则，而这需要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李总理将这场权力自我革命比作“壮士断腕”。一个例证是，即使中央政府一再废止各项阻碍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行政审批权，但目前仍剩下1500项之多，而地方往往按1:10左右的比例细化，目前则有13000多项。这也变相道出当下公务员队伍及编外人员臃肿，各类税费高企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由于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体制变革的滞后，无论成功的国企或民企，都深谙政治经济学的精髓，与权力形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共生关系，好点的将经营业绩与对方政绩挂钩，否则就直接变成权力寻租的帮凶，成为腐败利益共同体中的一员——在当下反腐浪潮中，君不见：每倒下一个贪官，就会倒下一片企业家吗？其中三味令人百感交集。
这些年关于国进民退的说法热度不减，在政企不分的状态下，国企和民企的区别就在于谁能更多地占有权力配置的资源，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不管最后他们包装成怎样的市场经济弄潮儿，这些成就都首先与企业家素质和企业技术管理这些要素无关。其终极命运都大体一样：顺权力者猖，逆权力者危。
当然，越是经济发达地区，这样的关系就更受市场主导，也会出现一些类似马云那样的政府管制都跟不上的电商奇葩，但他的成功无法复制。一个突出例证是：在2013年中国内地入选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的企业中，89个企业只有7个民企——且多数与政府与上游资源有着密切关系，前10名无一例外是垄断央企，年底闹钱荒的九大商业银行的利润占据全部89家公司的55%以上，而60%的入选者总部在党政资源集中地北京。
即使三中全会明确了国企民企市场同等地位待遇，即使习李新一届领导集体矢志不渝地推动改革，但长期的生存惯性和现实政商关系留下的阴霾浓重，尤其在变革初期，企业家们仍在观望中等待，对长期左右自己命运的政府充满敬畏，口头上予以赞扬也不只为欺骗总理，而是一种习惯成自然的真情流露。
这样的场景一方面提醒总理“改革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更重要的是，总理不可能常年与企业家面对面，帮着他们分忧解难，真正护佑他们健康成长的有赖于体制的完善，法治的健全——一句话，将权力装到法治的笼子，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边界，中国的企业家们才会有底气成为市场的主人，活得体面而有尊严。
（作者系《工人日报》要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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