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是为了解决短期需求不足问题，中国改善基础设施完全是从中国的长远发展出发和考虑，中国每一轮基础设施的改善，都会带来一轮经济增长的高潮
在中国，经常有批判凯恩斯主义的言论见诸报端或是学者的论述，但这些言论往往是经不住推敲的，甚至是错误的。
批评凯恩斯言论
经不住推敲
如果将中国的经济政策统统归结为凯恩斯主义的话，那中国治理过剩产能，又是什么主义呢？凯恩斯主义可从来没有主张过要淘汰落后产能，中国经济治理从来都是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才是中国政府进行治理的真正信条。
中国部分学者一见改善基础设施就大喊凯恩斯主义，但改善基础设施仅仅是凯恩斯学派的主张吗？在发展经济学等其它经济学派中，照样存在大量主张投资的理论，如果一见到基础设施投资就高呼“凯恩斯主义来了”是缺乏经济学常识的表现，中国的所谓凯恩斯主义更多的带有“发展经济学”因子。
中国的铁路、公路规划，都是长期规划，都是十年以上的规划，都是为中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考虑的，这些规划的出台与经济危机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很多都是在经济危机之前就规划好的，与应对短期经济周期的凯恩斯主义完全不同，中国制定基础设施改善规划的目的是为了让企业家的产品更好的到达消费者那里，是为了让我们的公民更畅快的出行，是为了提高整个国家的经济效率。
凯恩斯主义是为了解决短期需求不足问题，但中国修路绝不是为了“多卖点砂石料”，绝不是为砂石料企业寻找需求，尽管无论是修公路还是修铁路用到的最多的原料就是砂石，中国改善基础设施完全是从中国的长远发展出发和考虑。
其实政治家做事更多是从实际出发，而绝非奉行什么主义，只有学者才喜欢谈论主义，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的道路交通一直是稀缺性产品，一直是中国发展的瓶颈。而修路本身对中国经济的带动是有限度的，道路对经济的带动意义是路修建完成后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改善。中国政府看到的也不仅是修路本身对经济的拉动，而是路建成后对中国发展的意义。
中国每一轮基础设施的改善，都会带来一轮经济增长的高潮，比如中国高速公路的修建高峰期是1998年到2002年，中国经济上一轮的繁荣期则是2002年到2007年，比如现在是高速铁路的修建高峰期，等高铁修建完成后，中国还会出现一轮经济繁荣。
反凯恩斯者
往往信奉两种理论
中国反凯恩斯主义者，大多信奉的是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理论，但这些学者对他们的理论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们可以对这两个学者进行分析。
弗里德曼批判凯恩斯是为了推广自己的主张，面对经济危机时，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加大政府投资，一种是多发货币，主张政府投资的是凯恩斯主义，主张多发货币的是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凯恩斯主义一直是成功的，弗里德曼认为政府投资太麻烦，根本没必要那么麻烦，只要政府多发点货币就可以拯救经济危机。
弗里德曼的名著《美国货币史》最根本的一个观点就是要证明1929年大萧条期间，美联储货币发的太少，导致了大萧条的严重化。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奖也是因为他的这一发现，这是很多中国学者不知道的，“量化宽松”本身就是弗里德曼的主张，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也一直被比喻为“直升机撒钱理论”。
其实“多发货币”是很容易想到的一个方法，弗里德曼能想到，凯恩斯当然也能想到，只是凯恩斯反对这样的方法，是因为凯恩斯认为“发了也白发”，凯恩斯认为存在“流动性陷阱”，也就是多发行的资金都到了“陷阱”里，货币根本就流动不起来。也就是经济发生危机不在于“货币的多少”，而在于“货币不流动”，让货币流动起来才是关键。而“流动性陷阱”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企业家缺乏投资的信心。
凯恩斯说的非常有道理，因为大家都没有信心投资，也没信心消费，在这种情况下发行货币是不管用的。本次经济危机美国采取了弗里德曼的方法，搞“货币宽松”，但效应并不明显，前几年毫无效果，经济危机已经过去五年，要说恢复准确的说应该是经济自己恢复的。
如果当初美国不搞弗里德曼的量化宽松，而是采用凯恩斯主义，集中力量修高铁，估计美国在三年前经济就已经重新繁荣了，当然修高铁也不一定用政府投资，美国的资本市场那么发达，完全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还有哈耶克，这也是中国部分学者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另一理论来源，当年大萧条时，凯恩斯写了一本书名叫《通往繁荣之路》送给罗斯福，作为新政参考，哈耶克也模仿凯恩斯的书名写了本《通往奴役之路》，但实践证明哈耶克的那些担心根本就是杞人忧天，实行凯恩斯主义的时期是资本主义历史上唯一的长繁荣时期，经济繁荣也带动了人民的觉醒，是民权运动最辉煌的时期。哈耶克反对北欧的高福利、大政府，但这些国家并没有因此陷入奴役，反而实现了最大程度的自由，成为了人类最自由的地区，哈耶克主义对凯恩斯的诅咒早就被事实证明是失败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世界经济项目研究主管）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