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王聃
这是1月8日两条可以联系起来看的新闻。一则是当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确定，从2014年1月1日起，将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再提高10%，并向其中有特殊困难的群体适当倾斜。按照媒体的统计，这已是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十连涨。另一则是某媒体同日就公务员养老金待遇发表文章，认为拉平养老金待遇对公务员不公平——因为公务员是国家公职人员，掌握并行使公共权力。养老待遇差了，“队伍可不好带”，而且，一般来说，能考上公务员的，文化程度也较高，读书时间长、教育投资大，低养老金对他们有失公平。
之所以说以上两则消息可以互为观瞻，不仅仅在于它们殊途同归地指向了养老金话题，而是前者足以成为后者言论正当性的某种参照系。当国家层面都一直未曾停息对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提高，这家媒体的文章却依旧在坚挺公务员的养老金待遇不能降低——当它喋喋不休地表示，忽视职业之间差异的泛公平化做法会对公务员产生新的不公时，它至少已经漠视了顶层设计关于养老金改革“填谷削峰”的效果期待。事实上，同样是这家媒体，在前几天还刊文指出，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公务员养老金较普通人为高，并列举了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例子。
公务员的退休金待遇可否高于普通民众？从理论上来分析，这当然不成其为忧心问题，察之于具体现实，这甚至也是西方发达国家民众早已接受的福利安排。但正如人永远不能将自己在椅子上提起那样，观察此种待遇落差同样不能忽略几个最基本的前提。这实际上也是廉政专家们所一再提及的。譬如这些国家的公务员数量往往相对精简，不会过度膨胀；譬如公务员在位收入并不高，可观的退休金更是作为一种廉洁奖励而存在，如果任内有着违法违纪举动，高额的退休金就会失之交臂。总而言之，先有强劲的权力约束，然后才会有补偿式的高退休金。
国外公务员高退休金的前世今生，它在重复中会变得渐次清晰，由此也更能见“拉平养老金待遇对公务员不公”言辞的逻辑漏洞所在。它自设了一个“拉平养老金待遇”的看似难接受的批判靶子，但实际上，从无哪位民众主张绝对的公平，他们不过是希望公务员与普通公民之间的养老金待遇能够接近一些。既然批判的靶子不存，然后再来看其种种论据则尤显谬之千里。养老待遇差了，“队伍可不好带”——这分明已是油嘴滑舌的威胁。公务员文化程度高、教育投资大——这不免陷入了一叶障目的认识误区，较之公务员更高学历者其实比比皆是。
一场自我虚拟的稻草人批评，并不足以为公务员的高养老金现状张目，它只能愈加反衬出废除养老金多轨制的刻不容缓。为何一些发言者总担心养老金改革会让公务员“吃亏”？当公众在要求不同群体的养老金都置于公平透明的体系中，发言者的忧心忡忡指向的只能是难以为外人道的利益纠葛，“忧心忡忡”必须要以去公务员特权改革来消弭。较之养老金在机关、事业和企业单位之间的制度衔接问题，十七大早已作出明确的方向性规定，但现在看起来，管理者虽有作为，可还是在过度地强调废除养老金多轨制的艰难，而这未尝不正是持怪论者的由来。
这是一个高速转型的年代，亦是形形色色“围墙”林立的年代。围墙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文明创造之一，有了墙，就有了区别与保护；但有了墙，一样会有着固有利益与对其的习惯性获得。那些动辄即引发沸腾舆论争议的公务员养老金新闻，无疑就是我们身边“墙内利益”的最鲜明佐证。老龄社会正在成为一个带有焦灼意味的词汇，公务员们数额偏高、由国家财政承担的养老金现实，是公众看得见的分歧和断裂。要化解社会冲突，就必须尽快找到养老金从“多轨”到“单轨”转变的有力路径。否则，就算是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在增长，虚拟的养老金靶子还会出现，它还会制造出更冰冷的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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