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洛阳作为古都的衰落已有千年历史，并且是中国经济重心转移的必然结果。如果不是在解放后中央以计划经济权力集中配置资源，洛阳显然不会有这40年的绚烂绽放。
既然，洛阳是作为典型计划时期工业经济城市衰落的样本，那么其问题也就与古都无关，而与计划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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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改革开放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大凡市场经济发展迅速的地方，无非两个原因：一是外资进入，二是条件太差逼的人用最原始的求生致富意识闯出市场化。
前者的例子，从珠三角的深圳、东莞，到长三角的上海、苏南，即是明证。而整个北方，也就青岛、天津、北京、大连，有外资和外向型经济的点状介入。也因此，整个北方的市场活力难以和南方相比。
后者的例子，温州、玉林是典型：皆因自然条件太差，人多地少，不外出闯荡，便难以糊口。其结果是，在闯荡中习得市场能力，无论从商还是进军实业，均能准确把握市场脉搏。
反观洛阳，既没能在引进外资方面有大的突破，亦没能啃下国企改革的“硬骨头”，致使市场基因缺乏。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洛阳的任何发展战略都成为政府的“自娱自乐”：无论是选择工业转型，还是旅游兴市，当市场基因缺乏时，又如何能兴起？因为，转型、振兴的主体缺乏。至于城市建设，缺乏产业经济的支撑，无异于无源之水。
如果能解决市场基因不足的问题，那么洛阳无论向哪个产业方向转型，自然就不再是问题。以旅游为例，同为古都，开封的历史资源早已埋入黄河淤泥之下，但却通过引进港资有效地利用了历史资源；西安的旅游开发，则更甚——除了有迹可寻的历史资源，仅仅对历史遗迹的开发，就值得洛阳认真学习。
而培育市场基因，洛阳的当务之急恐怕还是需要借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东风深化国企改革。否则，等资源性行业的红利吃尽，再转型就更来不及了。
“大唐，我的母国；洛阳，我魂牵梦绕的故乡。”2013年底热映的徐克电影《狄仁杰之神都龙王》，开片就将洛阳置入大唐盛世，使这个古都的复兴问题，成为热点议题。
行走在洛阳的街巷间，市民对这座城市的自豪，溢于言表。毕竟，这座城市有着4000年多的建城历史。其中，1500年是建都史：中国上古王朝夏商周三代都曾一度定都于此；而在汉唐盛世，洛阳不是首都，便是陪都。其在中国历史上地位之煊赫，堪称第一流。或许，也只有西安、北京，可与之比肩。
即使在宋元之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洛阳开始衰落，但在新中国成立后，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洛阳依旧站上了时代的浪尖，成为当时社会主义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重镇之一。其生产的“东方红”拖拉机，更是一个时代象征与符号。
然而，一切风云繁华，俱成往事。如今的洛阳，深深受困于在中国政经版图上地位的持续下降，类似于“十问洛阳”、“洛阳复兴的牟工之路”、“洛阳的失落与复兴”这样的悲怆而焦虑的公共舆论，近年来一直紧紧笼罩着这座古都。
而随着中国重化工进程减缓、基础设施布局渐趋成熟，洛阳如果再不能抓住机会，或许将更难在中国政经版图上寻找到自己的位置？
《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古都洛阳，又将如何维新？
1. “洛阳”在哪里？
“洛阳”在哪里？显然，这并非多此一问。
众所周知，洛阳自古居于“天下之中”，在地势平坦的中原地区，只有洛阳四面山环水绕。也因此，其山形水胜成为都城的不二候选。尤其是当中国经济重心由关中向东移至中原、进而南移东南之后，如果不借重洛阳的形胜，传统的国都西安基本难以控扼天下。这也是汉唐时期，洛阳即便不是国都也是陪都的原因。
基于此，洛阳在中国历史的纵向坐标中，地位显赫。在夏商周三朝，洛阳均是都城所在地——如今蜚声国际考古界的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就是中国最早的都城遗址，建于夏朝。洛阳更为人所熟知的历史，则是东汉末年的三国乱世。彼时，群雄逐鹿中原，国都洛阳正是群雄争霸的权力中心。
隋唐时期，由于大运河的开凿，洛阳成为“九省通衢”、全国水陆交通中心。武则天当政时，洛阳被称为神都，国家的中心几乎从长安转移到洛阳。其实，在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一直在洛阳与长安之间摇摆：长安做首都时洛阳就是陪都，洛阳做首都时长安是陪都，两座城市并称东西二京。
“大运河的水运功能是渭河不可比拟的，它将南方的粮食等物资更便捷地运往北方，在这一点洛阳比西安更有优势。” 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洛阳丝绸之路和大运河研究会会长徐金星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即使在宋朝都城动迁开封之后，洛阳也仍曾在相当长一段时期维持了其繁华。“洛阳在北宋时期还是非常壮观，那时候人们还作诗说‘谁说今日不如唐’。”徐金星介绍。
而洛阳如此显赫的地位，也使其在“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盛行年代成为兵家必争的四战之地，历经战火荼毒。董卓火烧洛阳，只是这座城市兴盛与没落历史中的一页。
北魏末期官员杨衒之过洛阳时，曾目睹这座城市沦为废墟的惨状。他在《洛阳伽蓝记》中记载，当时“城郭崩毁，荒草丛生，野兽飞鸟出没”，以往车水马龙的大道成为孩童放牧之地，而宫门旁则成了农民的庄稼地，不禁有“麦秀黍离之悲”。尤其是金代之后，洛阳城被毁，从此洛阳人口不断减少，地位逐渐下降。
时至今日，洛阳在中国政经版图上的地位，不仅无法与同为古都的北京、西安、南京、杭州比，在河南省内也被迅速崛起的省会郑州远远抛在后面，甚至在古都资源开发利用上的声势连开封都赶不上。2013年上半年，洛阳的经济总量更一度跌出中国前50 ！经济增速更是跌到7%以下，低于全国水平。
洛阳城市地位的这种下降，从作为城市形象“窗口”的机场可以看得一目了然：下午两点半飞往北京的最后一趟航班起飞后，机场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下班了……
本世纪初，有感于在中国区域版图上的战略定位不清，时任武汉市长李宪生当着总理温家宝的面，连问三句“武汉在哪里”？如今，面对城市地位的日趋下滑，人们亦需追问，洛阳在哪里？
2. “东方红”短暂的辉煌
事实上，洛阳的命运并非在金元之后一直下滑，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给了洛阳这座古都崛起的契机，并使其获得了新的辉煌与荣耀。
“一五”时期，在苏联帮助下，新中国工业体系开始建立，156个重大工业项目布局各地。其中，洛阳一市独揽6项，并与西安、武汉等城市一起成为当时新中国首批规划建设的8个城市之一。“二五”时期，洛阳又有三个国家大项目落地，“四五”时全国仅有的四家手表厂之一再次落子洛阳。
彼时的洛阳，拥有中国第一拖拉机厂、洛阳玻璃厂、洛阳矿山机械厂、洛阳轴承厂等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其中，尤其以一拖为最，其建厂由毛泽东亲自批示。这些大型国企被称为“共和国长子”，而洛阳这座城市也因此地位变得与众不同。
大批支援内地建设者，尤其是江浙、广东一带的技术人员，从四面八方迁移而来，“每100人中就有10名科技人员和1名工程师”的说法令这座城市充满了自豪和骄傲。这样鲜见的人才迁移为洛阳注入了动力和生机，使其达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巅峰。
“一拖”厂生产的“东方红”拖拉机迈出了新中国农业现代化第一步，在当时中国农村成为最时髦的东西。在人民公社时期，甚至在整个计划经济时代，有关农业农村的宣传画上随处可见“东方红”拖拉机的身影。“一拖”展览馆中，一幅脖子上围着毛巾、满脸灿烂笑容的年轻女驾驶员年画成为那个时代的缩影。
在这些大型国企的带动下，洛阳经济水涨船高，成为河南省的绝对龙头，对全省经济的贡献超过一半。“90年代河南省60%的经济是洛阳贡献的，GDP洛阳比郑州高，人均收入洛阳是六类地区，郑州是五类地区。”洛阳经济社会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萧毅告诉记者，那时候的洛阳“啥都比郑州强”。
为什么国家将这么多大型国企布局在洛阳？
洛阳位于中原腹地，号称“天下之中”，水陆交通发达，而又背山带河，可据险而守。对于刚成立的新中国而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配置经济资源，洛阳是最佳的中心位置。而且当时北约和华约两大阵营敌对，时刻需要备战，洛阳易于防守的军事意义也就凸显出来。
“当时老洛阳的城市基础不错，而且区位优势明显。”河南科技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高延军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考虑调配资源和交通便利的优势，国家才将这里作为重要的工业基地。
在国家战略布局之下，与西安一样，洛阳这座古都也被打上工业城市的烙印，成为新中国工业布局中一个重要的棋子。最早洛阳的大型国企大多都是部属企业，厂长的级别比洛阳市的领导还高，后来针对这种情况，洛阳的干部进行高配，一度省委常委就有四五个，成了“小省委”，洛阳的地位也变得特殊起来。
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将近半个世纪中，洛阳的工业经济红火一片。1994年，中国评选工业五百强企业，洛阳的大型国企基本全部入围——当时“一拖”排到70多名。
但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曾经给洛阳带来荣耀的国企开始走下坡路，曾经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优势反而成为这个城市迈向新的发展方向的阻碍，洛阳维新，步履沉重。
3. 成败国企
拥有千年古都与“共和国骄子”的双重身份，或许让洛阳人足够自豪，但随着经济发展下滑，也令洛阳在新的发展中迷失方向。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一度红火的国有大企业开始出现大面积亏损，洛阳经济亮起“红灯”。在洛阳的经济结构中，工业占比达60%，其中重工业占工业比重更是高达86%。以装备制造、有色金属、石化等重型产业为主的发展方式，在计划经济时代支撑了洛阳经济的发展，使其一度成为河南省的龙头，但随着郑州的经济崛起，洛阳老大的位置被取代。最初，还能称之为“郑洛争霸”的格局，随后迅速转变为洛阳只有防守之力。现在，即便不谈与郑州一较高下，即便在豫西地区，洛阳的龙头位置也岌岌可危。
对洛阳来说，可谓成也国企，败也国企。
在“一五”、“二五”安排10个大工业项目之后，中央和地方都看到了洛阳工业偏重的问题，当时还特意布局了一些轻工业，一度建设了皮鞋厂、糖果厂、棉纺织厂等一批轻工企业。
“当时京广线以西是重工业，以东是轻工业。”高延军告诉记者，洛阳也曾试图发展轻工业。但这些轻工业并未兴起，反而在清理国有小企业时，都被消灭掉了。如此一来，洛阳的工业就朝着“重工业越来越重、轻工业越来越轻”的方向发展。
事实上，在“十五”时期，洛阳的产业结构调整就已经拿出了方案：当时提出“1648”工程，即在16个重点工业企业中选出48个具备国内、国际先进水平的重点项目予以扶持，以达到传统产业换代升级的目的。
萧毅认为，这个规划大方向是对的，但它只侧重工业结构调整中的产品结构调整，没有注重行业结构调整，更没有企业结构调整，只是浅尝辄止，真正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国企没有完成调整改造的同时，洛阳的民营经济也长期得不到发展，这使得洛阳的发展后劲不足。
“在这种国企占主导地位的环境下，洛阳的民营企业很多也只是为国有大厂配套服务，甚至一些民营企业老板也是从国企走出来的，受到计划思维影响较深，创新思维不足。”高延军说。
“洛阳民营企业，发不出，长不大。”萧毅认为，洛阳经济活力不足，是窒息民营经济发展的一大因素，而民营经济发展不起来，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老工业硬骨头也啃不动，更加剧了洛阳的活力不足困境。
4. 古都“泯然县城矣”？
在洛阳工业经济动力不足的同时，洛阳城市发展也陷入困境，不但古都的特色难以体现，城市建设还一度落后到被百姓讥笑为“县城”。
很多来到洛阳的人，都对于这个名声远扬的古都感到失望。高延军也不例外。2007年，他调到洛阳，却发现这座城市的名声与现实落差太大。虽然洛阳与西安并称东西二京，但洛阳饱经战火摧残，地表遗留的历史遗迹并不多，不像西安还保留着明城墙、钟鼓楼、大小雁塔等古建筑，这使得洛阳的历史文化特色看起来并不鲜明。
事实上，盛世时期，洛阳城之雄壮不输长安，隋唐洛阳城仿照长安城营造，二者规模相近。如今的洛阳城是在不到十年前才提出跨洛河发展、建设城市新区以拉大城市骨架，而隋唐时期洛河早已是洛阳的“城中河”。武则天时期，洛阳城又进行大规模建造，尤其是明堂、天堂等大型建筑的建造，更让这座神都显得雄壮。当时诗人宋之问这样描绘洛阳城的景象：“洛阳城关天中起，长河夜夜千门里。”
即便是在北魏，作为京师，洛阳城也不逊前代。当时北魏佛教兴盛，洛阳城中的永宁寺塔更是中国木结构塔中最高者，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记载，即使离洛阳百里也能看到这座高塔。
遗憾的是，这些建筑都没有留存下来。时至今日，洛阳最知名的几大历史遗迹就是龙门石窟、白马寺、关林。而这些在当地专家看来，并不能反映洛阳的历史地位。
新中国将洛阳打造为工业大市，也从城市形态上改变了洛阳的面貌，在涧西区连片的国有企业分布在建设路边上，从铜加工厂、轴承厂到“一拖”。这片城区成为洛阳举足轻重的工业区。与西边的涧西区相对，东边的老城区则保留了老洛阳的基本面貌，这两片城区再加上西工区将洛河北岸土地占尽，构成了老工业城市洛阳的基本城市形态。
这种形态一直维持了几十年，随着时代的发展，日显落后。百姓对此
也是满腹牢骚，溜讽刺当时的市领导：“XX真能干，誓把洛阳变成县”。
在人心思变的时候，洛阳市也曾提出跨过洛河建设新区，改变城市格局。然而洛阳新区建设中，问题迭出，牵出了时任市委书记孙善武的腐败问题。孙因此被“双规”，后获刑入狱。
即便如此，这样的城市发展方向仍让洛阳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得以布局新产业与规划新城区。当时，洛河北岸都是老工业区和老城区，没有多少可开发空间，而洛河南岸大片土地为产业的集聚和新城的营造提供了土地保障，在洛阳“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新区50平方公里拿出30平方公里发展产业。
洛阳的城市发展格局，也因此呈现出“一中心三板块五组团”之势。即围绕中心城区打造洛北城区、洛阳新区、偃师城区三大板块，同时发展吉利、新安、孟津、宜阳、伊川五个组团。
但值的一提的是，1300年前的唐开元元年（公元713年），洛阳人口19万户、将近120万人，而现在洛阳市区的人口也不过200多万。
5. 重寻战略和产业定位
虽然在国企调整改造与城市发展上洛阳都欲图振作，但这些并没有扭转洛阳的颓势，洛阳经济社会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其2013年经济增速降到7%不到，让很多人意想不到。
在2013年底召开的洛阳经济工作会上，新上任半年的市委书记陈雪枫坦陈，洛阳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持续低位运行，制约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然较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比较突出，区域竞争力、影响力明显减弱。
如何重振洛阳？在洛阳经济迅速下滑的关头，更显迫切。
中原经济区内，洛阳被定位为副中心城市，然而在经济实力不断下降的情况下，有人担心“这个副中心也名不副实”，更别说与郑州争雄，“如果不思改变，洛阳只会不断被边缘化”。
洛阳经济社会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萧毅认为，目前洛阳的困局在于老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增长点没有找到，洛阳经济发展的动力就会不断减弱。
对于洛阳来说，老的问题不仅包括老工业问题，也包括历史文化资源如何盘活的问题。洛阳曾经对城市发展提出三个方向，即工业立市、旅游强市、科教兴市，但均未获得实质性突破。
工业方面，洛阳急需改造老工业，同时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这些年来，老工业企业效益逐渐下降，很多企业被央企收购后，不但没有得到更好的发展，反而倒退了。
萧毅分析，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央企收购后旗下业务众多，无暇顾及洛阳的资产；另一方面，这些企业自身观念落后，很多业务不想剥离，想做大而全、小而全。
当时洛阳开辟新区，一位河南省领导有意见，认为当时一味抓新区，不抓国企改革——国有企业是实业，洛阳今后的发展要靠这些实业，不然今后发展没后劲。
当地多位专家均认为，这句话切中要害。如今洛阳增长乏力，很大程度上是国企改革没有推行下去，而是绕过这些问题去发展新区。而缺乏国企改革的市场活力，洛阳新区的发展也就没有取得太多引人注目的成就。新的增长极没有培育起来，旧的产业基础又在滑坡，遂使洛阳陷入今天的尴尬境地。
洛阳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诟病也不少。面对丰富的资源，洛阳显得有些不知所措。“眉毛胡子一把抓。”有专家评价，祖先留下的东西很多，但似乎洛阳还没想好要向世界展示什么--这些年来，只是龙门石窟、关林、白马寺“老三样”。
影响洛阳发展的另一个隐性问题，被认为是官场风气。有人评价洛阳“官油子”现象严重，一些人抱着“少干事少出错，多干事多出错”的想法混日子。这也有其历史根源，一方面河洛文化中负面的官本位意识，影响着官员们的行为方式与思考方式；另一方面，洛阳曾经发生过的官场腐败事件也给人们留下了教训。
不过，影响洛阳发展最关键的问题是，人们的观念，千年帝都和共和国雄姿的怀念，使得很多洛阳人沉浸在对过往荣耀的回忆之中，看不清发展的道路，找不准城市的定位。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还抱着与郑州一争高低的想法，结果就成了：郑州发展什么，洛阳就发展什么。
“洛阳就是中部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和旅游城市，把这两个搞好就行了。”萧毅表示，“就是要把工业和旅游做大做强，确实与洛阳的地位名副其实，有实力才说话算数，没有实力谁也看不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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