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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并购案，最初不仅不是“政绩正资产”，反而还成为高层权力斗争的工具，给李鸿章、盛宣怀等都带来相当大的麻烦。这那背后，亦正是大清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的典型展示……
（续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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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排名第三的副总经理徐润，千里迢迢赶去湖北见排名第四的盛宣怀，对于排名第一的总经理唐廷枢，却仅仅是派人请他回上海。如此反常的做法，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是，作为招商局班子成员中唯一的官方代表，盛宣怀在与李鸿章、沈葆桢的沟通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对于徐润提及的并购旗昌一案，盛宣怀却似乎仍有担心。对此，盛宣怀于次年写给徐润的信可为辅证：“忆去冬吾兄亲来武穴，议办归并旗昌之举，弟即说筹款不难，而特以船多货少、洋商争衡为虑，故于秣陵、上海之行，晨夕与诸公再三辩论，逮至所虑各层，吾兄与景翁均有解说，乃始毅然请于幼帅，以定此议……正月间驰抵上海，即欲妥筹整顿，乃彼此均不能虚心采纳，且归并旗昌一切布置，均不及会商，而已定矣。”
这封信，说明几个问题：
一，彼时盛宣怀的确不在上海，而在湖北武穴，因此，他绝无可能成为并购的倡导者；
二，当时徐润和唐廷枢，试图说服盛宣怀负责解决并购资金的问题，因此盛才有“筹款不难”的说法；
三、对并购之后的市场形势，盛宣怀有相当顾虑，担心招商局的过快扩张会陷入“船多货少”的困境。
对于盛宣怀并非并购倡导者，李鸿章在1881年一份写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有提及：“况当日者，唐廷枢等与洋商已有成议，始邀盛宣怀由湖北前赴金陵，谒见沈葆桢，其事前之关说，事后之付价，实皆唐廷枢等主之也。”（《光绪七年二月十一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片》，《洋务运动》6）
根据李鸿章的这份报告，并购的倡导者应是唐廷枢等，这个“等”字中应包含徐润。问题是，李鸿章写这份报告时，正值新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拿并购案攻击北洋，且矛头直指李鸿章的亲信盛宣怀，而对作为企业家的唐廷枢和徐润则不仅放过、而且颇有拉拢之势。李鸿章在这篇报告中的说法，完全可能为了保盛宣怀而有所加工，未必都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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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盛宣怀在并购案中的作用，即便可能并非倡议者，但至少在推动李鸿章、沈葆桢等决策者们下决心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并购案次年，盛宣怀因一直在招商局地位不高，又想辞职，李鸿章写信给他予以严厉批评：
“去冬买并旗昌，若非由执事（对盛宣怀的尊陈）主谋，禀商幼帅（沈葆桢，字幼丹，官场多称幼帅），尽可如此办理（指盛辞职一事）。现自买并旗昌以后，太古争衡，船多货少，每月耗折数万金，非智者见机而作之时，必应与同事诸人搏心揖志共支危局。”
这说明，盛宣怀此前对招商局过快扩张，可能导致产能过剩的顾虑，终于变成了现实，李鸿章认为盛在并购中发挥过关键作用，因此绝不同意其辞职。
对于盛宣怀在说服沈葆桢拨款投资方面的关键作用，连徐润也毫无异议。徐润的自编《年谱》记载说：“（到南京后），适唐景翁（唐廷枢）亦至，公同商酌。梅方伯（江宁布政使梅启照）、桂芗亭（江苏候补道桂嵩庆）、黄幼农观察（江海关道黄祖络），均以为是，约同上辕禀见。沈文肃公（沈葆桢）初以无款拒之，继经杏翁（盛宣怀）指筹各款约近百万，措词得体，颇动宪听，然款项仍未足，须再筹商。次日杏翁（盛宣怀）复同梅方伯等禀见，又指某处有二十万金可拨，并经梅方伯等赞助，事得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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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诡的是，在盛宣怀、徐润多年后对并购旗昌一案的争功中，双方都回避了两个关键问题：一、旗昌轮船公司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向招商局发出了出售的邀约，招商局高层对此进行过内部评估；二、他们都回避了李鸿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作为一家国资占实际投资主导的战略型企业，作为主管领导的李鸿章，对如此重大的并购，不可能没有态度。
旗昌对招商局发出出售的信号，发生在1876年代额年初。唐廷枢在次年的招商局年报（1877）上透露：
“(1876年)春间已有此议。至七月枢（唐廷枢自称）等在烟台亦曾禀知伯相（李鸿章），因款巨缓议。迨前回沪，该公司(旗昌)复来曲就，枢等因思现蒙江浙两大宪许加漕米，两江督宪又有拟将江安漕粮(指安徽及苏北漕粮)，改归海运之折，势必添造，方不误公。与其经营明费巨款以图新，何如次第度支，购成材以济用，故商之朱(其昂、其诏)、盛(宣怀)三观察，润(徐润)偕赴金陵，禀详督宪沈(葆祯)当蒙批照办。”（招商局第三届年报）
这说明，一、并购旗昌早有酝酿；二、李鸿章担心并购资金的问题而犹豫——这亦可解释为何盛宣怀说服沈葆桢一事，发挥了如此关键的作用；三、招商局内部对并购的坚持，源自于政府加大了对招商局的扶持力度。
1876年年初，李鸿章正在烟台忙于对英谈判，他在日后写给中央的报告中也证实了并购旗昌其实早已启动：“光绪二年七月烟台之役，盛宣怀与唐廷枢、徐润同赴烟台，曾禀商归并旗昌之事。臣谓果能有成，固属盛举，但恐旗昌未必肯售，且一时筹集巨款，亦甚不易。又虑局面既拓，唐廷枢、徐润二人或难兼顾，因是踌躇未许。”（《查复招商局参案折》）
可以断定，这起大清国最大的并购案，绝非戏剧性的盛宣怀或徐润听到风声后的仓促行动，并购案的决策过程其实相当充分，政企两边都进行了相当的推演考量。问题是，为什么盛、徐二人在回忆录中，对此决策过程都予以了回避呢？
原因在于，这起并购案，最初不仅不是“政绩正资产”，反而还成为高层权力斗争的工具，给李鸿章、盛宣怀等都带来相当大的麻烦。这那背后，亦正是大清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的典型展示……
（作者系太平绅士、历史研究者。文章系《权商盛宣怀》第40章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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