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城
本期我们求解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迪拜这个“一夜城”从崩盘中复苏的过程,以及我们可能从中得到的启示。
《国家经济地理》的采编团队一行3人对中东这个沙漠中的现代化伊斯兰城邦进行了为期5天的访问。早在去年初,我们就觉察到了迪拜复苏的强烈迹象,对它为什么能够逃过一劫开始复苏充满了探究的兴趣。很遗憾我们的采访拖到了今年1月中才得以成行,到这时,“迪拜复苏”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了,甚至,有人认为,它面临着再次严重泡沫化的危险。
要求解“迪拜复苏”的方程式,关键仍在于,如何理解“迪拜奇迹”的本质。
如果仅从经济学的表面现象来看,“迪拜奇迹”是典型的“创造需求”而成功的案例。以迪拜酋长国仅有20多万原居民而言,绝对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需求市场,何况它自身并不像阿布扎比那样充溢着“OIL DOLLAR”;即便将它已吸引到的近200万世界各地人口(这些人口为何被吸引来定居,本身就是解释“迪拜奇迹”的一个维度。)算在内,这仍是一个十分细小的城市经济体(GDP不过800亿美元),问题在于,“迪拜”并不因应本地需求而存在,它因应本地区(中东及周边地区)而存在,甚至因应世界需求而存在,它是典型的“全球化下的蛋”,只要全球化趋势不改,迪拜就总有傲骄地活着的空间。
迪拜用那些令人炫目的巨型工程来吸引全球的目光,并藉此呼应地区和世界的需求。这些巨型工程也许从上世纪20年代的“迪拜河拓宽工程”算起,到后来的填海造地的房地产项目(棕榈岛、世界岛)、“全球最高的哈利法塔”,以及“杰贝·阿里自由区”、巨型机场(5条跑道,设计吞吐能力1.2亿-1.6亿)等等。它用这些工程告诉世界,我能满足你的需求,也能满足你的想象力。规模超千亿美元的负债似乎可以被轻描淡写地赋予信心。
我想说的是,这个方程式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变量,是中东地区的需求:迪拜最初的繁荣就依赖于它作为地区贸易口岸的地位,而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迪拜尽食两大“地区红利”,一是“和平红利”,当整个地区频频地陷入战乱或政权倾覆过程时,仅这城市政权稳定、社会安定、自由开放,所以大量的“避难资本”蜂拥而至;二是“开放红利”,当整个地区的国家由于多种原因(伊斯兰文化,或被封锁孤立)而闭关锁国之时,尤其是这地区两大经济体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不能开放时,完全开放的自由港迪拜充当了他们与世界联系的通道,以及它们国内各种灰色资本的集散地。这就像上世纪50-80年代的封闭中国足以养活和造就一个香港一样,仅伊朗和沙特,就足以养活和造就一个迪拜,一个人口仅200万、GDP仅800亿美元的迪拜。
我们可以预期,未来10年、20年之内,伊朗、沙特不可能完全开放,所以迪拜仍有足够的机会窗口。何况即便是这地区变得开放了,迪拜仍可因其先行之利,完成经济转型升级,充当整个地区的服务中心,就像香港和新加坡现在做的一样。
经济学的解释仅仅是花叶。根部是什么?是这城邦的政治-社会体制,更是这城市的独特文化。
有人说,“迪拜酋长国”是“君主立宪政体”,我看这并不准确,因执政的家族几乎是超然于法律之上,有点类似霍布斯所说的“非缔约方的主权者”,同时迪拜市政委员会—一个类似议会性质的机构—并非由直接选举而产生,更像一个政治协商机构;它和市政府都要对酋长负责。这更像一个家族私人创办了一个政府,酋长拥有绝对的权力,随时可以创设法律,因而可以做大胆甚至疯狂的高效决策,同时可以玩弄家族信用和国家信用于股掌之中,和东西方的大资本玩家们做游戏。
也有人说,“迪拜酋长国”类似于古罗马城邦的“贵族共和政体”,我想这可能是指这城市人口的二元结构而言,本国20多万居民的自由、富足、保障,都建基于近200万居民不可获得国民政治权利的基础之上。但事实上,这城邦有贵族和平民,也有一定意义上的奴隶,但并无共和政体。
所以你说不清楚“迪拜酋长国”究竟是什么政体,或者我们只能说它是一种“混合政体”。
然而这城邦却是自由的。它的法律体系,尤其是商法体系,受到英国人(很长的时间里,英国是迪拜的保护国)很大的影响;当迪拜想要建立“金融城”时,它请英国人制订了整个金融城的法律制度。盎格鲁-撒克逊的普通法精神,其对自由和权利的绝对尊重,是“迪拜金融城”有可能成功的必要条件。
我们可以说,迪拜城邦的文化,是以伊斯兰文明为母体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对外开放,尤其是相当程度上融合了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基因,而形成的“体用结合”的文化。迪拜的存在,足证了伊斯兰文明如果愿意,可以足够开放,可以找到至少一种现代化模式,而不是自外于那个现实的全球化。
所以,迪拜的价值也许在这里,迪拜存活下去的理由也许也在这里。(编辑 程东升)
作者:金城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