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一轮棚改的政治任务，多地政府“压力山大”。
2013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要求于2013-2017年完成各类棚户区改造1000万户。
中央政治局还于2013年10月29日专门就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和供应体系建设进行第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强调，要努力把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办成一项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德政工程。
为完成前述棚改任务，《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从有关专家处获悉，据改造安置房、建安成本等估算，按一户平均25万元计，建设资金可能高达2.5万亿元。
目前明确的资金来源，仅包括中央财政补贴和国家开发银行数千亿元中长期贷款，其他资金尚无具体着落。
此外，多位受访地方官员和有关人士还担心，如此巨量的投资计划，会否引发新一轮地方债务风险。
据国家审计署日前公布的数据，截至2013年6月末，全国各级政府债务总量30.27万亿，其中全口径地方政府性债务合计17.89万亿元。
当下“政府平台+土地财政”的传统建设模式已显现难以为继之态，新的棚改则被寄望于成为撬动新型城镇化的杠杆。“中央期待着地方政府、金融体系和市场机构能给出不一样的新东西。”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郑之杰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这次应该会有不同”
国开行董事长胡怀邦近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谈到保障房建设必须解决好“人、地、钱”三个主要问题，即人到哪里去、土地怎么用、钱从哪里来。
国家发改委一位人士也对《财经国家周刊》表示，新一轮棚改重任必然会伴随巨量资金的下放、流转，以及地方政府继“四万亿”后，在钱的问题上再次挣扎和纠结。
有专家提出，2.5万亿的估算成本，中央财政补贴和地方财政应该分别配套一部分。国开行则明确表示，未来五年每年不低于1000亿元贷款支持，且其棚改总贷款中包括1000亿元软贷款回收再贷，用以补足地方政府资本金缺口。其他资金，部分寄望为带动商业银行贷款和发债，更多则需要引入社会投资。
权威部门要求，项目注册资本金不得低于20%，国开行“软贷款”在其中仅能有小部分占比，其余必须由地方政府掏出真金白银。
安徽省住建厅住房保障处副处长徐春雨坦言，历史上棚改大多由地方财政兜底，此次棚改计划资金需求量巨大，地方财政能否比以往减压多少，还很难说。
据她介绍，截至2013年6月底，安徽省的保障房建设，每户建安成本和拆迁成本共约22万元。
具体到安徽省铜陵市的棚改，“过去几年的成本共约1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补贴占比较低。”铜陵市市长侯淅珉说。
河南省鹤壁市鹤山区副区长李水泉也估算，当地数年棚改，除中央和市级财政补贴一部分外，其余全靠区财政自筹。
据各地普遍反映，中央补贴的比重通常会根据资源枯竭型城市等各自现状“因地制宜”，有多有少。
“这次应该会有不同。”前述专家测算，在2013年下半年中央提出的新一轮棚改中，约2.5万亿元资金需求可能适量提升补贴力度，理论上中央财政补贴每套的比重有较大提升。
不仅如此，2013年12月，财政部下发的《关于棚户区改造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规定，对安置房建设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安置房经营管理单位和开发商免征相关印花税，对转让旧房作为安置房且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的，免征土地增值税。并且，对经营管理单位回购安置房继续作为安置房房源的，免征契税。
2013年7月，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在全国棚改电视电话会议上，明确表示将落实税费优惠政策，降低棚户区改造成本。
其中有一关键，让基层官员感到“如释重负”，即对划拨供应的安置房用地免缴土地出让金。此外，财政部还将棚改支出的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从国有企业适用扩大到所有企业，“民资也终于能见到点‘荤腥’了”。
申报“扩容”
按照财政部此前给出的棚改定义，棚户区改造是指国有土地上集中连片简易结构房较多、建筑密度较大、基础设施简陋、建设年限较长、使用功能不全、安全隐患突出的居住区域。与公租房、廉租房同属保障性住房体系。
但新一轮棚改中，因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的城中村也被包括进来，因此“体量和资金上影响巨大”，徐春雨说。
根据安徽省住建厅统计，此前全省棚户区数量为80万户。加大棚改力度并把城中村包括进来后，该数据更新为150万户，其中城中村6万户。仅2014年，融资需求就高达466亿元。
“翻番的地区确实存在。”前述地方官员说，即便加上城中村，各地数量本来不至于翻番，原因就在于棚改概念前后有了变化，还有了新补贴方案，“有钱可以申请，急需建设资金的地方不可能不争取。”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为此在多省份进行实地调研，发现2013下半年以来，地方棚改积极性显著提高，棚改目标也纷纷“扩容”，部分地级市扩容至原统计数量的2-3倍，最高达3.8倍。
仅2014年的改造计划，全国各地上报数量就为425万套，是中央计划的2.7倍。其中，河南省为上报规模最庞大的省份，达40多万套。
记者获悉，2013年12月，住建部和财政部在郑州市召集11省市座谈。参会的省市，或是上报规模较大，或是改造增量较大，包括河南、山东、湖北等省份。
与会人士透露，两部委明示，随意扩容，新增中央补贴的希望渺茫，要求参会省市缩减改造计划。但各省市负责人纷纷表示，宁可摊薄中央补助资金，也不愿缩减规模。
“这势必超出地方承受力，会导致拆迁、补偿、安置不到位等一系列问题。”与会人士说，两部委并不希望摊薄补贴资金，而希望削减地方上报计划中改扩建的项目。
在侯淅珉看来，无论中央部门还是地方政府，有时各自的数据“拍脑门”成分均很大，可能缺乏对民众真实需求的深入调查。大部分地方财政都负重前行，眼见中央补贴骤增，自然倾向于多报一些。
专家表示，当然，各地大多还是据实拟定的棚改计划并上报住建部，是否全部都为了争取中央专项补贴，也不能一概而论。
资金缺口
“即便按照新一轮补贴，也很难将房子盖起来。”国开行评审三局局长孟亚平介绍，专家估算的棚改2.5万亿元未来需求，仅是针对房屋建设成本而言，并不包括前期的土地整理和后续的基础设施配套。
他认为，基础设施配套占总投资规模的20%较为合理，目前，仅就2.5万亿的房屋建设成本中需要自筹的资本金，多地政府都难以筹到。
在河南开封，古城区内的棚户区，涉及520多万平方米、4万户、13万人，“仅征收成本就达210亿元，目前能落实的上级支持不足6个亿。”开封市“两改一建”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孔祥成为此很苦恼。
由于古城保护规划对再建房屋进行了限高，新房五、六层层高已达极限，商业利润微薄，民资进入意愿不足。
“除去土地净收益的10%为硬性约束外，市政府的其他收入来源极不稳定。”开封市政府副秘书长牛彦斌说。
侯淅珉也告诉记者，铜陵棚户区共7.1万户，多为住房和生活“双困户”，且棚户区与工业区混杂，多属矿山采空区，必须异地改造，原有地块基本没有商业价值，安置房建安成本约为4500元/平方米，市政府需要给每套贴补20万元左右。
安徽合肥市瑶海区双窑洞棚改项目，更是几无其他资金来源，只得靠市政府直接投入资金2.9亿元，才得以改造4.8万平方米危旧房。
湖北省黄石市也做过测算，即便是一个效益最好的棚改项目，靠腾退土地获得27亿元收益，仍有55%的资金缺口。
国有老工矿地区面临同样的资金难题。
根据吉林省辽源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主任李清测算，近几年辽源棚改项目每年投入达20-30亿元，目前21.8亿元贷款已进入还款期，2017年的棚改项目融资需求将过40亿元，而目前当地年财政收入才30亿。随着新一轮棚改的掀起，剩下工矿棚户区地点偏、区位差，几乎没有商业开发的价值。
“只能由政府主导，资金压力更大。”李清表示，应当进一步明晰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更多体现国家责任。
即便北京等一线城市，也绕不过钱的问题。
记者获悉，2013年上半年，北京市政府梳理出527个中心城区棚改项目，计划5年投入5000多亿元。为解资金之困，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市发改委、市重大项目办等数月前专门为棚改举办了项目融资对接会，让区县棚改项目牵头部门、70余家项目承建主体和20余家金融机构进行现场对接。
北京市政府还明示，可将直管公房项目连人带房一次性划转给国有实施主体，土地也可以通过协议方式出让。对于缺乏立项、规划手续的棚改项目，贷款时允许以金融机构认可的相关文件代替。
“确实在住房保障问题上，政府必须‘补好位’。但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严重不对等，正负重前行。”前述地方官员指出，地方财力大多与真正的资金需求相距甚远。
棚改大账本
“十二五”3600万套保障房工程尚未收官，与之交叉的新一轮棚户区改造进程又已启动。按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署，到2017年前，要实现1000万户的棚改目标。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日前赴北京、吉林、安徽、湖北、四川等多地，探究这一重大民生和发展工程起步实施情况。
就民众安居需求而言，这一决策的合理性乃至迫切性毋庸置疑，而摆在决策者面前的一大难题是：估算约2.5万亿元左右的资金如何筹集。
我们获知的情况是，目前除中央补贴和国开行中长期贷款外，地方配套、商业银行贷款、引入民资等其他资金来源尚需更大的实质突破。只有“国开行态度明确”，但“其他金融机构观望”的状态，难以撑起整个大棚改。
我们还关注到，民营企业一方面认为棚改意味着更多的商业机会，但在具体的风险和收益不匹配的情况下，吸引民营资本还需要具体的探讨。
过度依赖政府主导的投资路径，“政府平台+土地财政”的融资模式，积弊重重，实际上已经难以维系。新一轮棚改作为新一届政府的承诺，也被寄望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新的成功样本，必须探索出一条有效路径。
金融通道梗阻
“棚改巨量资金怎么来？要靠金融传导。”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郑之杰在2013年年底《财经国家周刊》举办的一次内部会议上表示，“金融体系顺畅是棚户区改造、保障房建设乃至城镇化顺利推行的前提”。
自2010年以来，各相关部委密集发文管控地方融资平台，仅2010年出台的相关政令、规定就多达近20条；2013年银监会“8号文”和“10号文”亦强调要求金融机构严控地方平台贷，一连串政策“阻击”地方平台的躁动。
“银行机构每年新增约8万亿元的信贷规模，与未来数年内可能超过50万亿元的城镇化需求相比，显然杯水车薪。”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左坤说。
传统渠道融资无法满足需求，信托、城投债等渠道亦遭管制。但城镇化建设的任务仍在持续下达，多位地方官员表示“捉襟见肘”。
传统信贷收紧
“金融政策太紧了，贷款远不如前。”襄阳市市长别必雄坦言，前几年总以为政策会松动，如今才明白监管层“动真格”了，原本规划中的项目，相当一部分无法动工。
从多地银监局年底报送的总结材料中，记者发现多处诸如“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平台信贷调控政策”的描述，且各地均已对“退出类”平台贷款制定了现场检查、信贷缩减等方案。
“能提供支持的基本只有国开行。”湖北省一位地级市官员表示，这远不能满足需求。
依靠贷款的“好日子”，拐点出现在2010年。
当年6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首次要求各级政府和银行机构全面清理平台债务。
当月，财政部等四部委下发配套文件，为后续的监管风暴揭幕。10月，银监会下发《关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清查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做好下一阶段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清查工作的通知》，规定以“六步走”来清理四类风险定性的平台贷款，各地银监局须按季汇报。
“从此，平台被纳入名单制管理，融资难度骤增。”前述湖北官员说，其所在地级市的平台公司，2010年至今仅获得不足6亿元贷款，不到全市200多亿元建设资金缺口的零头，“就因为上了银监会的‘黑名单’”。
同年12月，银监会以《加强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管理的指导意见》再次要求金融机构加强警惕，不得接受地方政府以财政性收入、行政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或其他任何直接、间接形式为平台提供担保，且担保主体的责任不随平台贷款形态的变化而改变。
“严控一直持续到今天。”湖北黄石市众邦城市住房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吴金文说，“因银行要求抵押物落实后方可授信，所以公司已达成意向的22亿元贷款目前因缺乏抵押物而迟迟无法到位”。
2013年4月，银监会又发布《关于加强2013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10号文），规定新增平台贷款须满足现金流全覆盖等六个硬性条件。
据悉，目前银监会仍严禁签订无特定项目的大额授信合作协议。并且，原本可用于非生产性项目的过桥贷款，尽管过去已经有了地方上不得给予优惠利率、不得长期占用、更不得用作项目资本金的严令，如今则更是被完全叫停。
低成本信贷曾是融资首选，但受政策等影响，2013年下半年，地方政府融资成本骤增10%-20%，区县及以下平台更是提高20%以上。
追堵信托“创新”
由于传统信贷受限，2012年起，各地融资方式“曲线救国”，表外融资开始活跃。据中国信托业协会调查，2012年基建类信托以同比90%左右的增速疯狂扩张。
信托能定向私募，更灵活且信披要求低，即使腾挪资产，外界也难知晓。不过，各地却对此讳忌颇深，愿意说两句的也不忘时时提醒“到期还款资金早有安排”。
安徽省政府金融办银行处副处长张骏透露，地方官员的警惕来自于信托近年来被严格整肃的现实，“体量已比前两年少得多”。
他介绍，安徽全省涉及信托的棚改项目仅有池州市和六安市，两市分别为总投资为17.85亿元和15.26亿元的项目，引入了5.5亿元和2.5亿元信托贷款，占总投资比例均低于30%，期限和利率均为3个月和7.5%。
“迫不得已。”六安市某项目负责人说。
2010年，银监会先后下发《关于加强信托公司房地产信托业务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规范非银行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还款方式的通知》，要求信托公司高度重视风控，对受让债权等方式变相贷款的情况严格甄别。
2013年初，财政部等联合下发《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通知》，在房地产信托兑付危机尚未化解之时，又将风行一时的基建类信托产品监管摆上桌面。
“作为平台公司的输血通道，信托从此被掐断。”前述湖北官员直言，“我们都傻眼了。”
2013年3月，银监会又传出对部分信托公司进行“定向调控”、严禁向地方平台融资的消息。9月，部分地区的银监局开始要求辖内信托公司压缩通道类业务，严禁资金池业务对接高风险项目，且不得新增银监会“黑名单”内地方平台的信托融资规模。
“要打压也要疏导。”有受访专家说，诸如REITs这一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就很可能成为日后保障房建设的解决之道。
实际上早在2009年，央行和证监会就分别对REITs有过探讨，但后因财税制度、上市交易和退出机制等制度缺乏而难产，加之其所涉相关法律的完善、配套机制迟迟未跟上。
“央行版REITs方案包括了保障房体系。”左坤介绍，如今城镇化背景下，REITs应该首先从保障房这一符合政策导向的民生领域开始突破，顶层设计也应尽快跟上。
据悉，REITs目前已在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同时试点，上海地区正在探索经验。 当然，这一探索还存在诸多争议。
发债小幅松动
发债，是地方政府融资的又一重要方式。
国家发改委资料显示，目前债券融资规模对社会融资总量的占比已超14％。从2000年至2013年11月底，中国企业债券累计发行32044亿元。其中，投向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和保障房及棚户区改造项目的资金分别为4685亿元和3987亿元。
“当年，部分省市城投债发行规模同比增幅超160%，监管部门很快警觉。”前述地方官员回忆。
从此城投债发行受到严厉监管。银监会“黑名单”上的平台公司及其子公司，不但难以获批发债或被劝退，甚至其担保企业也被交易所禁止进行私募债发行备案。不少企业债即便审批通过，市场流动性趋紧时，流标也成为常态。
不过，自2013年年中开始，监管层态度有所缓和。
2013年4月，发改委《关于进一步改进企业债券发行审核工作的通知》对铁路、通讯等国家重点支持和棚改、公租房等保障房项目发债，明确加快审批的态度。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发现，发改委最新公布的企业债券发行公告截止于2013年9月18日，当日公布了“12温州港债”等共30多只城投债。加上7月公布的20多只，获批数量明显高于上半年。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获批债券的申请时间几乎全是2012年10月和11月，属于“存货”。
“政策有了松动。”发改委人士说，内部会议已多次提及，对于高成本融资但明确用于项目建设且符合国家规定的企业，可重新申请发债；对于资金紧张且项目无法完工的平台公司，可考虑允许其发行适度规模的新债。
10月，发改委《关于企业债券融资支持棚户区改造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凡是承担棚改的企业均可申请发债，且鼓励民营企业以直接投资、参股、委托代建（BT）等方式参与项目并发债，上限为项目总投资的70%，鼓励有条件的市、县政府给予债券贴息。
不仅如此，上述通知还鼓励企业发行“债贷组合”专项债券。
“这是大方向，是城投债目前最主要的绿色通道。”前述发改委人士说。“债贷组合”目前已成功发行两只，分别在湖南岳阳和安徽铜陵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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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还远远不够。”受访专家表示，棚改资金的体量与整个城镇化相比还相去甚远，“仅仅开了这一道口子，有可能引发地方政府‘搭便车’蜂拥而上，导致新的风险。”
险资进入难
多路不通，使得保险资金、住房公积金和社保基金也被寄予期待。
总投资38.61亿元的陕西铜川矿务局棚改项目，于2012年引入了社保基金11亿元，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为出资方，成为陕西省引入的首笔用于民生保障的社保基金。
郭林告诉记者，2012年底，国开行天津分行以担保人和独立监督人身份，太平洋资产管理公司为受托人，募集保险资金100亿元用于天津“十二五”期间的公租房项目，目前首期50亿元资金已到位。
“我们最看重国开行的融资性保函。”太平洋保险天津分公司高级经理陈炎说。
滁州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贡植平介绍，该市棚改项目也引入了10亿元险资，合作方光大永明资产管理公司同样以国开行保函为重。
北京市2013年也已有部分区县与数家险企在棚改领域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这些资金体量大、来源稳定且回收期长，非常契合民生项目的融资需求。”贡植平说。
然而，上述资金目前主要以债权投资形式进入，首先要解决反担保问题。国开行评审三局局长孟亚平担心，国开行出具保函势必会占用国开行的资本金。
事实上，目前中国棚改项目引入各类资金所需的融资性担保，基本均由开行承担，不少项目一旦缺乏开行担保则可能寸步难行，在吸纳和引导社会资金上，开行首当其冲。
但伴随而来的，是对开行来说日趋严重的资本占用问题。面对未来巨额的棚改资金需求，即便是开行近7万亿元的资金体量，将来也会力不从心。
不仅如此，郭林还表示，出具保函则还需得到银监会许可。此外，险资还必须遵守不高于项目总投资20%的比例要求，需要政府、银行、险企和监管部门多方考量利润收益、风险管控和政府债务等复杂因素。
因而，尽管数年前保监会就以《保险资金投资不动产暂行办法》允许险资进入不动产领域，但迄今成功助力保障房建设的案例却屈指可数。
“社保资金的风控要求高于险资，公积金则更高。”左坤认为，保障房项目大多属于政府兜底的“硬骨头”，如何在风险偏好上实现对接，如何让监管层减少顾虑，是下一步金融创新的关键。
地方政府出招
“地方政府必须改革，建立新的投融资机制。”安徽省铜陵市市长侯淅珉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重压在身，穷则思变。为完成棚改等任务，各地政府正使出浑身解数。
“钱从哪儿来，目前谁心里都没底。”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郑之杰表示，各地投融资创新已经有了少许经验，但对保障房建设等关键性民生问题，“钱从哪儿来，谁心里都没底”，只有弄明白这个问题，新型城镇化才有望走出新路。
铜陵版“融资构想”
曾任住建部住房保障司司长的侯淅珉，在调任地方做市长的三年里，对保障房建设的迫切和地方财政的窘境，有着比一般官员更深刻的感受。
“前几年腾挪的土地收益全用于滚动开发了。”他说，加之工矿城市严重地面塌陷，土地大半用于绿化和工业，收益微薄，“别人是土地财政，我们是土地民生”。
铜陵的棚户区居民占到城镇居民的一半以上，改造需求非常强烈。但中央财政只针对性补贴了1亿多，后续基本靠地方政府兜底。
“三四线城市普遍如此，很难干得动。”在侯淅珉看来，要筹钱，资产证券化或许是条出路。
侯的初步设想是，将铜陵的公租房、廉租房和棚户区统一并入保障房体系，规定保障对象租赁五年后便可向其出售，出售时以国有产权和当时市场价为原则，按证券化方式向民资开放，甚至能将平台公司一并“卖掉”。
尽管不少省市都对上述模式呼声很高，监管部门却持谨慎态度。一位监管层人士告诉记者，监管方讨论过类似路径，但对保障房项目的收益率不寄多少希望。
产业融资，是铜陵尝试的另一条路。
铜陵正在筹备成立一家水务投资公司，将市政管网和污水处理的收费权、租赁权等以十年期打包出去，给予其特许经营权，未来财政专项资金还将逐年注入资本金，以此鼓励吸引民资进入，以企业经营方式来产生现金流。
“这样，过去全靠政府的污水处理厂，就能用未来的财政资金作为资本，赢得当下的现金流并发展成能赚钱的产业。”侯淅珉解释，日后，铜陵市所有涉水的项目都会面向社会直接招标。
对农村集体土地入市难的问题，侯淅珉也有一番融资理念。
据悉，铜陵市正以自然村为单位设立合作社，将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打包成信托资产，融入一部分民资成立一家产业经营公司来进行种粮、深加工等一系列运营。土地经营权，则打包成为企业财产入股该公司。
由此，农民、企业和政府将三方获利。“既能解决政府在土地流转资金上的空缺，又让农民分享未来的土地收益。”侯淅珉说，上述计划已在证监会备案。
据国开行安徽省分行人士透露，铜陵正在与国开行商讨用农业产业收益作为还款来源，用产业发展解决政府债务问题，同时加大保障房等民生工程的建设力度和步伐，逐步摆脱对土地的依赖。
引民资的“两难”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看来，地方政府无论怎样出招，都不如引入民资。
“将现有的‘土地财政+地方平台’变成‘市场主导+政府引导’，是下一步改革的必然。”辜胜阻说。
但眼下，一些地区的民资引入却陷入“政府贴不起、民资投不起”的两难境地。
“我担着商业风险，区政府担着政治风险。”江苏王营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炳海深感压力，为了担下河南省鹤壁市鹤山区的棚改重任，他已经卖掉了自己在江苏的两个房地产项目。
鹤山区副区长李水泉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鹤山区是资源枯竭、地面塌陷的煤矿区，棚户区数量高达城区建筑的87.5%，加上基础配套设施，总投资将不低于60亿元。
于是，李炳海成为他们引入的“救命稻草”。
李炳海与区政府实行了“打捆开发”模式，负责主城区12平方公里的所有基建项目，棚改腾挪的土地收益也一并归他。“政策性资金给我，我负责整个拆迁和安置，沉淀土地进行二次开发，建完城市基础设施，剩余利润归我”。
目前，5.2平方公里主城区规划中，先期总成本约22亿元，至2015年主城区完成开发才可能有所收益。
“快走不下去了。”李炳海发愁，掏出腰包的几十亿元中，除1800万元中国银行贷款和8800万元国开行贷款外，其余全部自筹。
事实上，中西部不少三四线城市均面临相同障碍：保障房价格倒挂让掏钱的民营企业叫苦不迭。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在诉苦。
例如铜陵市一半以上保障房项目均以招拍挂形式吸引民资，为此，政府还规定将土地出让金中的2%-5%用于后续开发。
“出让金政府一分都没拿，全给了民资开发商，前期合计超过百亿元。”侯淅珉说，有时引入民资大多都是走形式，政府明贴暗补远超上级规定，否则民资根本不参与。
与铜陵类似，安徽大部分地区为引入民资都存在各种明补暗补，政府一方面在土地供应上“应保尽保”，按年度计划改造面积1/4提前安排棚改用地指标；一方面设立了以奖代补，对涉及项目的经营性服务收费减半，且规定安置房产权归被征收人所有，可按商品住房确认产权。
“即便如此暗补，民资仍缺乏积极性。”有官员说，缺乏赚钱效应，引入民资就只能停留在口号上。
组合拳解困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调研发现，铜陵式的“大胆”并不多见，但多地亦不乏其他因地制宜的变通之道。
比如不同金融产品的混搭，包括“债贷组合”、“贷款＋企业债＋融资租赁”以及“股＋债”等模式，多以产品组合来化解期限错配风险。
以“债贷组合”模式为例，国开行对债券进行统一规划和动态监控，管理城投公司的投融资总量，同时推动地方政府建立动态债务监测体系，从整体上防控债务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不少地方政府还尝试了不同主体间的信用组合。政府信用与企业信用结合，通过设立省级融资平台来打造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混合型融资主体。河南、陕西与安徽等地均有所尝试。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和陕西省财政厅分别出资30亿元和10亿元，成立陕西省保障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授权该公司按项目需求申请贷款，由银行统一评级、统一授信、统一评审，并由延长石油集团提供担保。
此外，不同项目进行捆绑融资的做法在各地也较为常见。
记者调研发现，一些地方官员抱怨部分项目“肥得流油”，其他项目却“黄皮寡瘦”，希望能肥瘦搭配、以丰补歉。
开封市宋都古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何文盛介绍，2012年起，当地最难的棚改项目开始结合老城区文化产业项目，在对老城区重新包装并开发旅游商业后，两个项目成功获得打捆贷款22.5亿元。
北京市门头沟区则采取了更为深化的经营城市的思路，通过出让冠名权、广告经营权、拍卖引进等方式吸纳多元化资本。
“大平台尤其省级平台非常重要，能将中央补贴、地方出资和民间资本融合，形成大体量的资金池来统筹运作。”国开行湖北分行副行长张道洋说，这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一条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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