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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旗军征服中原的过程中，晋商几乎成为其后勤供应的支柱，战争进展到哪里，晋商的供应链就延伸到哪里，这为晋商赢得了新政权的青睐，奠定了晋商腾飞的权力资本，得以基本垄断北方市场及张家口这一商贸要道，甚至，深深涉足江南一带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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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关锁国”，俨然是国人对近代史的基本认知前提，并由此衍生出对清代的“两蛋”批评——“笨蛋”（愚昧）加“坏蛋”（反动）。
不过，至少在所谓的闭关锁国这一点上，主流的说法显然并不准确。
这个王朝除了早期很短一个时期之外，既没有闭关、更没有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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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闭关”，主要是明朝。
朱元璋“片板不得人海”的严厉海禁政策，正式颁布于洪武四年（1371）。此前，刚刚立国的明朝还继承了元朝的政策，维持着与海外诸国的贸易。但不久，朱元璋就先后撤除泉州、明州等市舶司，并且严禁一切私人海外贸易。其原因，就在于朱元璋认为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导致沿海民众经常出洋，长期脱离了政府的管辖和控制，是破坏大明国安定团结的不稳定因素。
朱元璋的宏伟理想，是将全国变成一个大村庄，以农立国，不因富裕而生异心，不因迁徙而生动乱。他不仅颁布海禁，实际上也实行“陆禁”。根据大明律，任何人要离开自己的户口所在地，都必须先向政府申请通行证（“路引”）。路引上标明外出者的年龄籍贯，外出理由和目的地以及出门和归来时间。而离乡不回的“逸夫”，其刑罚就是死刑。全国民众都被捆绑在户口和土地的枷锁下，大明国其实就是一个大型劳改农场。
到了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进一步收紧了海禁，“严禁私下诸番互市者”。政府同时并且鼓励检举揭发，举报者可获得“犯人家资之半”，而隐匿不报者，也要严厉处置，掀起了海禁的群众运动。
这一政策足足维持了200年，其间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那仅仅是官方的某种政治游行，并不意味着对民间海禁的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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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7年，嘉靖皇帝驾崩，新帝即位，这就是明穆宗，改元“隆庆”。
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上奏，“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东西洋考》)，迅速得到了批准，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延续了200年的海禁政策被废止，史称“隆庆开关”。这一改革，效果明显，从此“倭渐不为患”(《明史﹒兵志三》)。
“隆庆开关”后3年（1570），在张居正和高拱等中央大员的积极推动下，利用鞑靼内部纷争，结束了明帝国与蒙古部落长达200余年的军事对峙，鞑靼首领俺答归顺明朝，封贡互市，史称“俺答封贡”。
大明帝国开国200多年，第一次同时在南北两个方向获得了“和平的发展环境”，并实行有限度的对外开放。
迅猛增长的海外贸易，为大明帝国积累了巨大的财富。
后世学者推算，从隆庆初年（1567）到大明帝国灭亡（1644）的78年间，因海外贸易而流入中国的白银约为3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王裕巽《明代白银国内开采与国外流入数额试考》）；
也有学者估算，“由万历元年（1572）至崇祯十七年（1644）的七十二年间，合计各国输入中国的银元由于贸易关系的至少远超过一万万元以上。”（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
毫无疑问，这为大明帝国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为张居正的全面改革奠定了经济基础，也为日后在内忧外患中挣扎的帝国提供了苟延残喘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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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的闭关，是在与退居台湾的郑成功对峙期间。
自顺治十二年（1655）下令沿海“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随后颁布“迁海令”，从山东到广东沿海居民，一律内迁30-50里，对郑成功实行坚壁清野。这一严厉的海禁，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设立了闽粤江浙4个海关，彻底解除海禁。
明清两朝相加，实行海禁的时间，总共约230年左右，此后直到1949年，再无主动的闭关海禁政策。
满清是一个重商的政权。入关前，为了与明朝进行贸易，就已经开放了抚顺、清河、宽甸、叆阳四个关口。对于前往贸易的内地商人，满清刻意笼络，在其入关的征程中，得到16家内地商人的大力协助，其中一半是晋商，他们随同八旗军承办军需、开展贸易。入关前，满清高层即形成共识：“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所出，国用不匮乏”，对晋商极为重视。
在八旗军征服中原的过程中，晋商几乎成为其后勤供应的支柱，战争进展到哪里，晋商的供应链就延伸到哪里，这为晋商赢得了新政权的青睐，奠定了晋商腾飞的权力资本，得以基本垄断北方市场及张家口这一商贸要道，甚至，深深涉足江南一带商业。康熙就曾感慨:“夙闻之，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土著者盖寡。”
听皇上的话、按政府的要求办，成为晋商们的准则。在清代前、中期的多次西征中，晋商范毓宾作为皇商，成为清军的后勤部长，运输军粮百余万石，并捐输白银406万两（约合人民币8-12亿），为底定新疆立功卓异，因此受封二品顶戴，其后人一度垄断中国与哈萨克之间的贸易。
入关之后，清帝国多次发布恤商政令，减轻商人负担，简化行政审批，与此前腐败的明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如：
康熙四年(1665)，照定额抽分，免溢额议叙；严禁各关达例收税，或故意迟延掯勒；禁地方官吏滥收私派，科道督府失察者坐罪；
康熙五年(1666)，命于征收关税处，缮具税则，刊刻木板，以杜吏役滥收；
康熙二十三年(1684)，饬禁各处榷关稽留苛刻；
康熙二十四年(1685)，命光禄寺置买各物，照实价估计，定为条款；又令江、浙、闽、粤四海关，免沿海捕采鱼虾及民间日用货物之税，洋船海船，但收货物征税，蠲免杂费；
康熙四十三年(1704)，禁止直省私设牙行，并饬户部造铁斛升斗颁行，以杜欺诈……
不过，清帝国的领导核心大约并没有意识到，此时的世界正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自己治下的中国，则正在一个已经延续的数百年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中，攀上了巅峰，随后的何去何从，将决定中国的国运，也将改变世界的格局……
【未完待续】
（作者系太平绅士、历史研究者。文章系《罂粟花开》第1章上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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