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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新中国建国后大约20年时间形成建立的社会体制，为什么在大刀阔斧的改革开放之后30多年时间仍然感到处处掣肘，始终没有寻求到突破口？
春节期间，我阅读搜狐财经专栏作家雪珥先生的《李鸿章政改笔记》，所以“洋文中用”专栏农历新年第一篇文章就借由雪珥先生的新书有感而发，看一百多年前的中华帝国“补锅匠”如何左支右绌，试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清宫戏看得很多，却很少见人走入李中堂的内心世界探究下他的心路历程。标签化的历史就像任人打扮的姑娘，读来总有白居易所写“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诗中的无奈。
李中堂的一生，被冠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给标签化了，几朝风流人物，李鸿章所经历的从冷兵器过渡到现代枪炮战争，清政府内阁政治斗争的波云诡谲，就在笑谈间被后世史家浓缩简化成洋务、北洋、马关等标签留存在民众受到的史学教育之中。在历史书上的人物各个都像美猴王孙悟空一样横空出世，各领风骚一两页后又猝然隐去，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去往何处。
一百多年时间过去，改革在当下也被一些标签式的口号、标语给切割得支离破碎。简化的标签有助于人们理解周遭现实，却又让理解本身变得过于简单。在中国的改革话语语境中，一个颇耐人寻味的时间对比是这样的：从1949年新中国建国后大约20年时间形成建立的社会体制，为什么在大刀阔斧的改革开放之后30多年时间仍然感到处处掣肘，始终没有寻求到突破口？
这30多年时间是以解放思想，经济腾飞贯穿其中。可解放的思想无法冲破旧时制度的束缚，所谓的改革举措往往是秋风扫落叶般的一场场旋风行动，突击收获的成果总是来去匆匆，对这样“一阵风，三板斧”的改革，人们用的不是喜大普奔迎改革的词汇，而是面对改革，要“挺住”！改革之难，不仅难在思想，更难在利益的盘根错节，让坐定了的“屁股”决定了思想。
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在道德经里就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说法，这提法气度非凡，可却隐藏着“认真你就输了”的吊诡之处。烹小鲜而已嘛，又不是山珍海味，何苦费那么大劲呢？你看，要是治大国使大劲，一认真你就真输了。可是治理国家之难，岂是动一圈脑子和耍几下嘴皮子就能够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呢？
改革艰难，商鞅变法艰难，王安石变法艰难，戊戌变法更是艰难，雪珥先生的另一本书名为《改革都有红利吗？》，书名既是对改革如何才能有红利进行了质疑——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老话讲不患寡而患不均，现代语境讲帕累托改进，当经济落后时，可以在使没有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于是有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可能性，可是伴随着经济腾飞，如果出现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制度固化，社会阶层流动不足，帕累托改进就遇到了难题，如何改进才能让没有任何人境况变坏呢？
一百多年前，晚清政局让李鸿章说出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话语，面对大变局，他力有不逮，无能为力。一百多年时间过去，如今中国大变局故事仍然在说改革阻力重重，难道制度变革的事情是一点都做不了吗？
（作者系资深财经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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