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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乾隆年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因素成为影响国际经济并进而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砝码。此时的清帝国，已经深深地嵌入了全球商业运行的齿轮之中。而所谓的“单口通商”，与其说是一种闭关保守的姿态，不如说是为了有序管理的一个措施。
【接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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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大清中央宣布，欧美商人“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自此，一个被欧美称为“广东体系”（Canton System）的“单口通商”时代开始了，直到1842年。
在主流的历史话语中，“广东体系”普遍被看成是大清帝国“闭关锁国”的象征。如此解读，过于粗糙：“单口通商”，最多亦只能算是“限关”，而非“闭关”。
第一，欧美贸易并未被禁，单口通商也仍是通商；第二，“单口通商”所限的，仅仅是欧美商人，更确切地说，主要是英、美商人，而葡萄牙人在澳门、西班牙人在厦门，都可以自由贸易；来自东南亚、日本等国的商人，也依然可以在其它口岸自由贸易。在北方还有个恰克图口岸，与俄罗斯进行着巨大的贸易。
更为重要的，乾隆在刚刚收复的新疆，实行极为宽松的贸易开放政策，使其成为连接中亚与内地、乃至通过内地既有外贸网络连接到东南亚及欧美的重要通道。
“清王朝随着它在中亚霸权主义的建立而带来的贸易的扩张，把该地区和西藏引入国际贸易范围”（美国汉学家穆素洁Sucheta Mazumdar)。
“在新的领土上，商人精英和官员结合得以获益。我们可以看到清帝国鼓励商业资本流入蒙古、甘肃和新疆。货币制度的统一也增加了中心地带的商业机会。江南的商人能够贩卖丝绸到新疆获利。”（美国汉学家濮德培Peter Perd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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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的贸易，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90%以上利润的来源。这也为清帝国带来巨额的白银，根据美国汉学家、大清国海关高级干部马士(H.B.Morse)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估算，从1700-1830年的130年内，仅广州一个口岸流入白银综述在9千万到1亿镑，折合3.6-4亿银元，约合如今人民币518-864亿。这些白银，主要来自英国。
中俄贸易在沙俄对外贸的比例，于1740-1775年间，达到了7.3%-8.3%，而关税收人则达到20.4%-38.5%（《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如此依赖中俄贸易，是俄罗斯在1850年代前一直对中国表现得相当“恭顺”的原因。俄罗斯输入中国的，主要是毛皮，因此，追逐毛皮成为刺激俄罗斯征服西伯利亚、阿拉斯加的主要原因之一。
俄罗斯人的对华毛皮生意，面临着欧美的挑战。1776年，即美洲殖民地通过《独立宣言》这一年，曾经发现了澳大利亚的英国探险家詹姆士﹒库克( James Cook)，在美洲西北岸廉价收购一批海獭皮，1779年以每张120元(银元，约合如今人民币1.8-2.6万左右)的高价，在广州售出，引起了市场的极大关注。随后，英国商人开始大规模介入毛皮生意,打破了俄罗斯人的垄断。
美国独立后，第一艘对华直接贸易的商船“中国皇后号”，在其1784年的首航中，所运载的主要货物，也是毛皮。欧洲其他国家也不甘示弱，1787年奥地利的“帝国之鹰号”、1791年法国的“强壮号”，都随着英美，开始在美洲与中国之间做起了毛皮生意，广州港的毛皮进口数量，不断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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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感威胁的俄罗斯人，不惜动员国家机器，加大对远东及北美地区毛皮的控制，这导致了“俄美公司”——一家类似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企业——的诞生。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俄国人最大的软肋：交通。俄国商人在北美收购的毛皮，须经格陵兰岛，由海路运往鄂霍茨克，然后再走陆路运往恰克图。这条商路，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十分艰难，有时居然要走足足2年。相比之下，英美法等国商人，从北美洲直航广州，往返仅仅需要5个月。更为关键的是，中俄贸易口岸恰克图，远离中国的人口中心，在市场辐射能力上完全无法与地处珠三角的广州相比。这导致了俄国人试图开拓对华贸易的海路通道。
1803年8月，趁拿破仑战争之乱，俄罗斯的两艘军舰以广州为目的地，展开了该国的第一次环球航行。两年后，这两艘军舰满载在美洲收购的毛皮，到达广州，买通当地官员，进行了第一次贸易，但随即被嘉庆皇帝喊停，相关官员受到处罚。大清帝国理藩院为此多次行文俄罗斯枢密院，指责其违反恰克图单口通商的规定，俄罗斯无奈，只能遵循。
拿破仑战争期间，欧洲通往中国的海上贸易通道中断，大量生意被迫转到陆路。俄罗斯因此获得了一个攫取战争红利的好机会。据俄国方面的资料，从1800年至1824年，中俄贸易每五年增长20-25%，24年间接近翻一番。而《剑桥晚清史》也证实，从1800到1824年，恰克图贸易总额增加了将近90％，进入高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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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乾隆年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因素成为影响国际经济并进而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砝码。
此时的清帝国，已经深深地嵌入了全球商业运行的齿轮之中。而所谓的“单口通商”，与其说是一种闭关保守的姿态，不如说是为了有序管理的一个措施。
正如德国学者弗兰克在《白银时代》中所描述的，在18世纪这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中国毫无疑问是其中的龙头。如此说法，显然会带来一个足以困扰当代中国人的难题：
造成中国近代悲剧的起点，倘或不是闭关锁国，那究竟是什么呢？
【雪珥后记】从经济细节、尤其是西方经济史料，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这是我为自己制定的一个长期规划。2013年在《南方都市报》连载了一年的“国史微秤”系列，用84篇10万字，简略描述了乾隆时期的对外经济交往，颇得读者、尤其是经济界诸君的支持。2014年，将沿着历史进程继续描绘，且将独家发布平台转移到“搜狐财经频道”。这个新的子系列，关注的历史时段，主要是从嘉庆亲政（1799）开始，到鸦片战争爆发（1839）截止，这一时期，鸦片东来是主旋律，因此名为“罂粟花开”，希望继续得到诸位支持。】
（作者系太平绅士、历史研究者。文章系《罂粟花开》第1章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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