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政客与高参的身份“旋转门”

　　美国智库：政客与高参的身份“旋转门”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谢玮丨北京报道

　　2014年2月3日，在卸任美联储主席仅仅两天后，伯南克旋即加盟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参与经济研究项目，成为又一个走过“旋转门”的美国政府高官。

　　作为一个具有美国特色的“政治名词”，“旋转门”是个人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双向流动机制——政府官员、在智库和大学的学者以及商界名流们变换身份、穿梭交叉为集团服务现象的形象概括。

　　“旋转门”为政客高参转动

　　许多美国名人都经由“旋转门”而在智库领袖和政坛领导角色中来回变动。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在就职前曾是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学者，离职后加盟高盛公司。前中情局局长凯西在政府工作的前后都就职于自己组建的曼哈顿研究所。更为人所熟知的是，卡特政府曾吸纳了对外关系委员会、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的数十位成员。

　　2007年在华盛顿成立的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对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影响颇深。奥巴马组阁之后，该中心的数十位政策专家进入政府决策部门，包括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副国务卿斯坦伯格等。

　　大量实力雄厚的智库，正是“旋转门”的现实平台。今年1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华盛顿发布的《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底，全球共有6603个智库型研究机构。美国以1823个智库之多傲视全球其他国家。

　　绝大多数美国智库都为非营利免税组织，其实体规模迥异。著名且具有影响力的智库仍然是那些具有雄厚财力和人力的大型组织，如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布鲁金斯学会、侧重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对外关系委员会、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与军方关系密切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以及历史悠久、专注于军事尖端科学技术和重大军事战略研究的兰德公司等。

　　知识与权力的结合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莉丽对《中国经济周刊》分析指出，美国智库“旋转门”之所以形成，有其内生性的动机。

　　王莉丽分析指出，美国的行政当局是典型的“一朝天子一朝臣”，每次换届选举后伴随着政府大换班。政府部长等高级阁员不是由议会党团产生，也极少来自公务员，而是来自精英荟萃的智库。

　　“美国智库之所以乐于聘用前政府官员，一则因为他们能够带来在政府内任职的经验和见识；二则也有利于智库在政策领域的公信力；三则是大家经常忽略的一点就是，为他们提供一个再次‘旋转’的环境和平台。”王莉丽表示。

　　就智库性质而言，作为非营利组织，其发展目标并不以利润衡量，而是看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度，智库也需要通过“旋转门”机制构建与政府之间的密切人际传播网络。具有政府背景的雇员由于本身的私人关系，对于智库得到最新信息和参与决策非常有效。智库的舆论影响力也是使其受到重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许多高级智库会通过组织峰会，就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热点和重点问题组织政府官员、商业界人士、媒体进行交流，从而增加公共传播效果，提高自身话语权和影响力。而身为高级智库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几乎每天都会接受几个采访，

　　许多智库其自身定位就在于培养未来的政策精英。许多年轻的人才也视智库为一个积累人脉和经验的平台。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数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基辛格在上世纪50年代从对外关系委员会崭露头角，从而进入政界，离开政界后又成立了基辛格“国际咨询公司”并任董事长。今天，他仍活跃在美国“第三轨道”外交的舞台上，影响力惊人。

　　独立性受损：学术冲突成了利益冲突？

　　“知识与权力的有效结合，不但使得美国政治保持了活力和有效性，而且也使得智库成为政府培养和储备人才的港湾。长远来看，这种机制使得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直接渗入到美国政治决策的核心，成为决策过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另一方面，不可否认‘旋转门’也带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王莉丽说。

　　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对智库行业独立性的疑虑和利益冲突的担忧。兰德公司、国防分析研究所等智库是受联邦政府资助的，其重要报告结论是否为迎合政府需要而生？而受赞助商支持的民间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卡托研究所等智库的发展方向和研究趋向，又是否受赞助者影响？此外，智库非营利组织角色的界定愈发模糊，甚至成为美国实质决策机制的一部分，对于决策效率和决策准确度产生了负面影响。众所周知的是，许多智库都有自己的政治倾向，且有为游说政府而做的预算支出。

　　这种局限性的极端表现，在第83届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监守自盗》中得以披露。该片通过详尽的资料，突出反映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学术界放弃独立分析而变身成为公司和金融游说团体的一个工具，经济学界的学术冲突部分源于金融行业和其他利益团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1美国智库需要“现代中国智慧”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莉丽向 《中国经济周刊》 介绍，美国智库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基本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运行机制。近几年，美国智库在影响力拓展方面更加注重新媒体的运用和本土化运作。随着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地位和话语权的不断上升，西方智库更加重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而目前在西方智库中的“中国通”大部分已经年龄偏大，华裔学者大部分是改革开放之初就离开了中国，他们对中国问题的了解已经远远跟不上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巨大变化。因此，西方智库将会越来越多地聘用新一代的中国学者加入他们的研究团队。

　　2大智库里的小年轻

　　美国大智库中的小年轻都不是寻常人家的孩子，寻常人家的孩子也多不学政治。对于智库的小年轻来说，自费到战乱国过艰苦日子历练政治家雏形不是新鲜事，更有小年轻在宝贵的大学时光就加入到总统的竞选啦啦队、粉丝团，追随总统竞选候选人风里来雨里去、走南闯北，足迹遍布美国各大州。知名智库是他们未来漫长政治生涯的第一步。从智库的助理，他们会很容易地进入国防部、国务院、国会和白宫担任助理。因为美国智库的大门永远是旋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