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治疆

　　普京曾分析“拼盘模式”是一种失败的理论——强调民族分界、民族身份和地域多元主义而使社会泾渭分明、政治多元分野，最终容易演化为民族战争甚至国家分裂。从普京时代开始，俄罗斯摒弃“拼盘模式”，以“融合模式”管理俄罗斯复杂非常的民族问题。

　　在俄罗斯安保部门如临大敌、按照普京“不惜一切代价”的要求保卫冬奥会的情况下，距冬奥会开幕不到六周时，风险还是变为了现实：在距索契约700公里的伏尔加格勒，戒备森严的火车站遭自杀式人弹袭击，24小时之内，再次发生无轨电车爆炸。

　　百余人伤亡的惨剧引发质疑：俄罗斯为何选择索契举办冬奥会？它不仅是距离赤道最近的一次冬奥会，也是距离从西奈半岛到阿富汗、从中亚费尔干纳谷地到阿拉伯半岛这一片伊斯兰极端思潮泛滥地带最近的冬奥会。在很多观察家眼里，普京选择索契的一层含义就是希望展示在他治下曾经给苏联和俄罗斯带来无尽麻烦的北高加索民族问题如今已经不再困扰俄罗斯。

　　当然，这也是一场有风险的赌博。不过，普京赢得了这场赌博。

　　冬奥会期间没有出现任何安全事件，尽管此前美国国家反恐中心接连发出警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士等国还是派出了本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代表团参赛。索契市市长阿纳托利·帕霍莫夫称冬奥会期间索契每天接待的游客达到10万人次之多。

　　即便有“俄罗斯的本·拉登”之称，车臣分裂组织领导人多库·乌马罗夫凭其当下的实力，也无法发动有组织、成规模的恐怖袭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莫斯科研究中心的安全项目负责人阿列克谢·马拉申科这样认为：索契冬奥会面临的安全威胁只是个别“独立行动”的极端分子，欧美大城市也无法百分之百免除这样的困扰，比如挪威的奥斯陆和美国的波士顿。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左凤荣对《财经》记者表示，由于普京面对民族分裂势力的坚决果断姿态，特别是在第二次车臣战争后对车臣当地经济与社会重建的大力投入，车臣分离主义势力带给俄罗斯的伤痛已经暂时得到缓解。

　　历史遗留的伤疤

　　乌马罗夫于2013年7月发布了一段视频，他在视频中称普京在索契举办冬奥会就好比“魔鬼在我们祖先的骸骨上跳舞”，一句话揭开了俄罗斯族与北高加索地区各个民族，尤其是车臣民族之间数百年征服与反征服历史的伤疤。

　　从16世纪俄罗斯在沙皇伊凡四世的率领下开始向北高加索扩张算起，一直到19世纪中期沙俄最终迫使车臣等北高加索山民接受其统治，俄罗斯用了300年左右的时间才征服了北高加索。沙俄政府将原住居民迁出，并向该地区迁入大量俄罗斯族移民，意图同化高加索桀骜不驯的山民。

　　很多高加索居民已厌倦了常年的战争，一部分人开始赞同与俄罗斯的融合，认为这样可以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这一进程很快被“十月革命”打断。为了尽可能维持原沙俄政府的地域，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提出“民族自决”理论，以赋予各少数民族高度自决权并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联邦制国家为条件，吸引非俄罗斯族地区的人民加入苏维埃联盟。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苏联研究室研究员刘显忠认为，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顺应了当时情势，但客观上也加强了各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意识，尤其是在与俄罗斯有长期对抗历史的北高加索地区。

　　当大部分少数民族对列宁的民族政策还未完全打消猜忌时，斯大林的政策突然大转弯，实行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将大批俄罗斯人委派到各个少数民族共和国担任党政等重要领导职务，对非俄罗斯族的领导人进行控制和监督。

　　直接给整个车臣民族造成心理创伤的是斯大林时期对车臣人的集体大流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斯大林认为在德军占领高加索期间，许多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背叛了祖国，站到法西斯一边并为其充当间谍，因此决定将所有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迁往中亚地区。苏联解体后，关于斯大林时期“特殊移民”的一些解密档案显示，战争末期车臣地区出现了反苏维埃的组织和民族起义，是斯大林最终决定惩罚整个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最主要原因。

　　大部分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被强行押送到了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这些“特殊移民”所受的严格监管几乎与集中营无异：所有移民不得到远离居住地3公里以外的任何地方逗留；每年需要到指定部门登记注册两次。一旦违反规定，将面临高达20年的监禁。在刚刚被流放的前几年，只有不到5%的“特殊移民”在流放地的企业或集体农场找到了工作机会，大部分家庭没有固定居所，很多人甚至没有过冬需要的靴子和衣物。

　　据俄罗斯民族学家瓦·季什科夫推算，在困顿、疾病和屈辱的折磨下，车臣人口在大流放期间减少了约20万左右，这几乎占被强制移民前车臣人口总数的一半。

　　包括杜达耶夫、马斯哈多夫在内的车臣独立运动领导人大多都是在1944年－1957年流放期间出生，车臣人在流放期间的遭遇成为他们童年记忆的全部，这一代车臣人几乎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因此在苏联后期，车臣人的整体受教育水平明显落后于苏联其他地区。

　　赫鲁晓夫上台后，决定要为这些被斯大林强制移民的车臣、印古什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恢复名誉，并在这些少数民族强烈的返乡压力下，同意他们重返家园并恢复其自治权。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将近20万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乘坐各种交通工具返回了他们的故乡，但格罗兹尼州政府对如此大规模的返乡准备不足，准备的临时安置房远远无法满足这些返乡移民的需求。1958年夏，格罗兹尼发生了大规模的俄罗斯人与车臣人和印古什人之间的冲突和骚乱，直到联盟中央派出武装部队，骚乱才得以平息。

　　返乡后，车臣人和印古什人从政治地位到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情况都没有得到根本改善。车臣人与印古什人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也被禁止，学校教学只能使用俄语，车臣语仅限于家庭内部使用。继斯大林流放“特殊移民”之后，苏联政府又进行了文化湮灭。

　　当时，苏联对待民族关系问题的官方话语体系始终坚持苏联已经形成了各民族“新的历史性共同体——苏联人民”，彻底解决了民族问题，各加盟共和国的原有疆界已经失去原来的意义。一直到1988年，戈尔巴乔夫访问南斯拉夫时改口说：“如果说少数民族生活中的问题和民族间的问题都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那当然是不对的。”此时，民族问题已经开始不断涌现，各民族的主权大战也对苏联的解体推波助澜。

　　苏联解体后，由于俄罗斯的中央行政机关与议会在独立初期发生了激烈的权力争夺，国家经济发展指标逐年下滑，因此只能延续苏联时期的“拼盘模式”处理联邦中央与各地方主体的关系，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对提出主权要求的各个地方主体不断让步。

　　车臣人治车臣

　　普京在分析俄罗斯民族问题的文章中称，“拼盘模式”强调民族分界、民族身份、民族团体和地域多元主义而使社会泾渭分明、政治多元分野，最终容易演化为民族战争甚至国家分裂，因此是一种失败的理论。从普京时代开始，俄罗斯摒弃了“拼盘模式”，以“融合模式”管理俄罗斯复杂非常的民族问题。

　　所谓融合模式，即以建立统一的国家认同和公民身份认同有效防止民族矛盾和冲突恶化为分裂。在此之前，他首要做的是拔掉“分裂主义势力”。

　　对于仍处于“休克”状态中的俄罗斯来说，第一次车臣战争是彻底失败的。1996年作为这场战争结束标志的《哈萨维尤尔特协议》同意在五年内解决车臣主权的定位。给车臣留下了实际上的非正式独立地位，这让车臣分裂势力认为，通过战争手段，获得了比战争前要求的更多的权利。

　　战争后，通过选举成为总统的马斯哈多夫利用车臣地位的五年搁置期朝着车臣独立的方向大踏步前进。马斯哈多夫在车臣发行了独立的货币和居民身份证，同时积极扩充军队，并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出访，争取国际上对车臣独立地位的认可。

　　普京上台后，强硬面对事实上独立的车臣，于1999年发动第二次车臣战争，到2001年初，2万名车臣抵抗力量的主力基本被消灭。从2005年3月开始，俄罗斯反恐部门又制定了针对车臣“非法武装头目”的重点清除计划，接下来一年多时间内，联邦军队清除了包括马斯哈多夫、萨杜拉耶夫和巴萨耶夫等人在内的六名车臣武装头目。

　　在两次车臣战争之间，俄罗斯和车臣两败俱伤，车臣境内民不聊生，治理积弱，犯罪现象泛滥，到1998年，车臣的经济总量比战前的1993年下降了约90%。保守的瓦哈比派力量在北高加索地区迅速膨胀，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一些中东地区国家的原教旨主义势力开始向车臣渗透，向车臣地区提供大量资金和武器，并且有大量阿拉伯雇佣军涌入到北高加索，这些力量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参与了对抗俄罗斯军队的作战行动。

　　极端势力的涌入也使车臣社会内部产生了分化。主张与世隔绝、自我禁欲苦行的“苏菲派”穆斯林不满于瓦哈比派的极端观念和行为，加之对连年战争的厌倦，温和派中出现了与中央政府和解的声音。

　　俄罗斯研究了车臣社会的宗法制特点，吸取苏联时期由中央政府派遣俄罗斯族人在少数民族共和国担任最高党政领导人从而导致地方与中央进一步疏隔的教训，因此沿用了沙俄征服车臣后所采取的“车人治车”的模式。普京扶持部分愿意支持联邦政府政策的家族，赋予其特权，主要通过这些家族实施对车臣的治理。

　　现任车臣总统拉姆赞·卡德罗夫的家族从第二次车臣战争开始，成为普京的重点扶持对象。卡德罗夫家族是车臣最大的苏菲派穆斯林家族之一，拉姆赞之父艾哈迈德·卡德罗夫也曾是车臣分裂武装的一分子，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与杜沙耶夫并肩作战；此后他与杜沙耶夫的继任者马斯哈多夫在政策上的分歧日益严重，于1999年与武装组织决裂，转而支持俄罗斯联邦政府和军队，并在2003年5月的选举中获得八成以上选民的支持成为总统。

　　老卡德罗夫在2004年5月遇刺身亡，普京又用三年的时间考察其子拉姆赞·卡德罗夫。小卡德罗夫声称：“只有和俄罗斯在一起，我们的民族才能繁荣，这是我们选择的道路。”而且他愿意“死一百次来保卫普京”。在俄罗斯2008年出兵南奥塞梯期间，小卡德罗夫还向普京推荐使用自己的士兵。

　　2007年普京提名小卡德罗夫担任车臣共和国总统时，在拥有58名成员的车臣议会内，只有一票反对。

　　在行事作风上，小卡德罗夫也与普京如出一辙。2014年1月格罗兹尼迎来今冬第一场雪后，小卡德罗夫在社交平台Instagram上晒出了自己与几位部长在雪地里摔跤的照片。

　　确认小卡德罗夫绝对忠诚并且有能力控制整个车臣的局势之后，普京允许小卡德罗夫成为车臣的“沙皇”，对内部的反对声音可采取恐吓、暗杀等手段，甚至可以追杀至土耳其、奥地利等国家。对其治下的车臣所出现的严重腐败现象，普京也表现了极大的宽容。

　　普京通过战争的极端手段，消除了车臣武装力量的有生力量，让分裂势力成为车臣社会的少数派，但这些“散兵”藏匿到北高加索的山地中，并混杂了更多宗教极端色彩。2002年之后，两者之间的交锋以制造恐怖事件和反恐的形式呈现出来。2002年和2004年，车臣武装分子接连制造了莫斯科剧院和别斯兰中学人质事件，造成500多名平民死亡。

　　不论民族成分的地区发展

　　不过，虽然这两起恐怖袭击的实施者为车臣人，但普京没有将矛头指向车臣，而是借机通过一系列立法强化了俄罗斯的国家反恐体系。例如通过立法授权俄罗斯总统可以动用武装力量到境外实施反恐，以及成立全国统一的反恐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搭建预防与制止恐怖活动的公共预警机制。

　　车臣的政治局面基本被控制之后，普京的下一步是对车臣经济的改良。毕竟高失业率、破败的社会环境，很容易让单纯的经济社会问题演化为民族问题；此外，卡德罗夫家族的效忠，让联邦政府的资金和政策有了对接点。

　　联邦政府于2007年批准《2008—2012年车臣共和国经济社会发展联邦目标纲要》，真正开始对车臣的重建计划。《纲要》总共为车臣拨款1063.4亿卢布，其中联邦预算出资983.8亿卢布，超过总拨款额的90%。

　　除去一部分用于安置在战争中遭受损失的家庭外，拨款主要用于恢复车臣的工业、农业、交通、通讯设施等。用于改善居民住房、医疗设施、提高居民收入等社会方面的资金占了总预算投资的75%以上。

　　大批资金的投入初见成效。按照小卡德罗夫的说法，这几年的大规模投资给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拉动作用，车臣的失业率从2006年的74%下降到了2013年的23%，不过这一数字仍远高于俄罗斯联邦平均8.2%的失业率。

　　车臣首府格罗兹尼还于2009年获得了由联合国人居署颁发的战后重建奖。“格罗兹尼为3700户在战争中遭受创伤的家庭提供了新的安置住宅，修复了870家商店、8个大市场以及78家药店，该市的热力、电缆、水管以及排污系统，另有250公里的公路和13座大桥均得到修复”，该奖项对车臣重建工作如此肯定。

　　虽然俄联邦政府对车臣重建进行大力援助，但政策并非单独指向车臣人。在促进民族的经济发展上，左凤荣对《财经》记者介绍，俄罗斯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是基于地区经济发展平衡的规划，而非针对少数民族特定的优惠政策。比如在车臣战争中遭受损失的非车臣族家庭，同样可以得到政府发放的重新安置补贴，“俄罗斯认为单独对少数民族的优惠只会进一步加深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隔离”，左凤荣表示。

　　面对民族问题，普京的基本思路是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解决民族问题。继2001年起撤消了俄罗斯联邦政府下设的专门负责民族事务的部门，并将其职能分别移交给内务部、外交部和经济发展与贸易部之后，普京又在2004年下令在联邦政府下设地区发展部，将处理民族关系以及保护俄联邦少数族裔和少数原住民权利的问题纳入该部的职权范围。

　　为了淡化车臣的特殊地位，统筹北高加索地区各个联邦主体的经济发展，2010年，联邦政府进一步批准成立了北高加索联邦区，包括达吉斯坦共和国、印古什共和国、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北奥塞梯共和国、车臣共和国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七个联邦主体，由总统任命的联邦区全权代表负责监督和协调联邦区内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当时还担任总统的梅德韦杰夫强调，北高加索地区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失业率与腐败的政府管理体系是造成该地区不稳定的根源。因此，梅德韦杰夫交给第一任总统驻北高加索联邦代表亚历山大·赫洛波宁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当地经济。根据俄罗斯政府网站公布的《北高加索联邦到2025年前的发展规划》，这一规模达2.5万亿卢布的计划重点强调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完善政府管理体系、吸引私人投资，解决当地的高失业率问题并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以此为手段改善当地的族际关系。

　　与大规模的投资和发展计划形成对照的，是车臣当地严重的腐败现象，使大量的联邦拨款并未直接用于改善民生。

　　在《2008—2012年车臣共和国经济社会发展联邦目标纲要》刚开始实施的时候，就有人举报称有4500份被毁坏居民房屋的赔偿申请是伪造的，按照每户房屋赔偿35万卢布的标准，有15亿左右卢布的赔偿款最终不知所踪；用于改善共和国内部政府治理效率的拨款几乎与教育、社会生活方面的投资相当。

　　在投入巨大财力和人力对车臣进行重建的同时，普京时刻防范车臣分裂势力再次抬头的迹象。小卡德罗夫曾多次向联邦中央请求，希望能够独立支配车臣的石油资源，为此甚至可以放弃来自联邦中央的财政支持，但普京担心车臣政府一旦经济上完全自主，将会威胁到联邦对这一地区的掌控，始终不予支持。

　　构建新的国家认同

　　与经济建设平行的，还有对民族身份的重新界定。与经济发展以区域平衡而非民族特性为考量如出一辙，俄罗斯构建国家认同的第一步，就是淡化其民族特点。

　　1996年6月，叶利钦签署了《俄罗斯联邦民族政策构想》，其中就强调淡化民族特征。在新政策指引下，俄罗斯核发了新一代身份证，上面取消了从苏联时期开始设置的“民族”一栏，以淡化族群意义上的民族认同而加强公民身份的认同。用俄罗斯联邦前民族事务部部长瓦·季什科夫的话来说，“只有庸俗的人才会认为民族成分是一个人的基本标志物”。

　　2002年和2004年车臣武装分子接连发动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将相对遥远的车臣战争一下子拉到普通俄罗斯民众眼前。别斯兰事件过后的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俄罗斯人对政府在解决车臣问题上的表现感到失望。由此不少俄罗斯民众呼吁，联邦政府不仅应该迅速坚决地消灭车臣非法武装，还应该把莫斯科以及其他地区的所有车臣人赶回车臣。俄部分地方议会酝酿通过立法对车臣人的活动进行某些限制。

　　而莫斯科市议会的部分议员走得更远──计划在首都实行严厉的人口管制制度，严格限制车臣居民进入莫斯科。许多俄罗斯人希望政府把车臣彻底隔离起来。

　　但普京和其他俄罗斯高官执意淡化恐怖袭击中的车臣色彩，这些动议最终不了了之，避免了进一步刺激北高加索民族与俄罗斯族之间历史上业已存在的矛盾。

　　经过数年重建，加之车臣人对战争的厌倦和对极端分子的排斥，这里出现了和平的曙光。根据车臣共和国政府发布的数据，在2013年共有3.5万名来自国外以及俄罗斯其他地区的游客来到车臣旅游，而在两年前这一数字仅为7000人。

　　尽管如此，“由于大流放时期的痛苦遭遇还深深地印刻在这一代车臣人记忆中，还远谈不上车臣人已经接受了新的俄罗斯国民的身份，更多程度上是大部分车臣人厌倦了暴力和战争”。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雅君对《财经》记者表示。

　　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主任瓦列里·费多罗夫也认为，当今的俄罗斯在民族融合和构建统一俄国身份认同的努力中，所面临最严峻的挑战仍来自北高加索地区。

　　俄罗斯解决民族问题的主要思路“融合模式”，特别强调教育对消除几代人积累下来的仇恨、构建国家认同的作用。

　　俄罗斯增加了对俄语、俄罗斯文学、本国历史，以及一切俄罗斯民族传统和文化的学习。如今，车臣公立学校的高年级学生都会参加全俄学习竞赛，其中包括俄罗斯语言文化、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项目。为了提高学生们的成绩，车臣政府还专门为老师们设置奖励基金，如果某位学生得奖，他的老师也会获得5万卢布的奖励。此外，车臣当地还特别设立了“俄罗斯法律知识”竞赛，以使学生们更熟悉俄罗斯联邦的法律。

　　为了防止极端宗教思想影响车臣的青少年儿童，车臣政府从2012年起在学前班里开设了伊斯兰教基础知识的必修课，使孩子们从小理解正常的宗教观念；到高年级，还会开展“现代宗教家庭”等生活方面的竞赛，这些做法被车臣政府视为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势力较量的重要手段。

　　不过，大部分俄罗斯族人在战争期间已迁出了高加索地区，该地区呈现出明显的非俄罗斯化，车臣山区里的儿童不懂俄语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如何在这样的条件下让车臣人普遍接受俄罗斯公民的身份，是对普京领导下的多民族融合政策的长远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