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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个百亿富豪和31个农民工，这代表着中国经济发展的两极，在中国改革开放35年以后的政治舞台上，严重失衡的天平在悄悄校正倾斜的角度，并且以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名义，达成着共识。
百亿富豪和农民工，正常情况下，这两个群体在社交场合相遇的概率不会比火星撞地球高太多。
只有两会，使94个百亿富翁和31个农民工实现了地位平等的聚会。入驻同样条件的宾馆、品尝同样的自助餐，拥有同样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即使在现实世界中，他们的地位和影响力、被媒体关注度相去甚远，但不妨碍所有人在短短的十天时间内，对他们投出平等而期待的目光。
在两会的大舞台上，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国创富的先行者，踏着效率优先的节拍，高擎致富光荣的旗帜，开始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
1993年，21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代表进入全国政协，成为“大亨委员”，完成中国最高政治舞台上的首秀。
10年后的2003年，在新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中，非公有制经济的代表逾230名，占代表总数近10％，全国政协委员中至少有65名来自非公有制经济阶层。
不容否认，这些优秀的民营企业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政治地位的提升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他们在两会的建言献策不仅成为完善政策的宝贵的财富，也是经济民主化转变为政治民主化的主要动力源泉。
但另一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的缺席却始终延续。
在传统的工农代表干部化甚至直接被鸠占鹊巢，比例严重缩水后，来自农民工群体的代表始终保持着令人费解的零记录。这既是资强劳弱在中国决策层的体现，也让人对相关决策能否真正保障弱势人群的权益平添几分忧虑。
直到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整整开启30年，第十一届全国两会召开，广东团代表胡小燕、重庆团代表康厚明和上海团代表朱雪芹来了——他们身后，站着2.42亿农民工。
在随后五年的参政史上，他们每年都是媒体关注的明星，开会期间甚至不敢开手机——太多的访问邀约了。
他们占2978名代表的千分之一，却需要为占中国人口六分之一的人代言。
那一年，随着制度转型走向纵深，各阶层利益博弈加剧，加上贫富分化、阶层分化导致深层矛盾逐步显现，中国发展的节拍也从效率优先转向效率公平并重。
这三个代表是青涩稚嫩的，承载的使命是过度沉重的，但他们在努力地行走，传递着中国最底层群体真切的诉求。
但这是一个崭新的起点。
2012年3月，《选举法》专门作了修改，从当年年开始，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按人口比例来选人大代表，将大大增加农民的比例人数，让农民工更直接地参政议政，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到了随后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召开，农民工代表激增至31名，他们身后站着2.7亿庞大群体。
在94个百亿富豪挥斥方遒、指点江山的时候，中国的农民工代表也在完成自身的成长。
上海团的朱雪芹是唯一获连任的农民工代表。2008年，记者采访时，31岁的她明显还带着迷茫、焦虑和不适。6年后，朱雪芹开始自信从容地履职。“我关注完善校企联动机制。现在连90后农民工也不愿意去读职校，中国这个制造大国应有危机感。要加快制定倾向于蓝领工人的政策。社会不光要尊重知识，还要尊重技术技能。”
94个百亿富豪和31个农民工，这代表着中国经济发展的两极，在中国改革开放35年以后的政治舞台上，严重失衡的天平在悄悄校正倾斜的角度，并且以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名义，达成着共识。
当然，他们也有着各自的焦虑：民营企业家们呼吁更公平的市场环境，对破除垄断、政府放权寄予厚望；而农民工代表则希望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获得真正的国民待遇，消除户籍壁垒，结束候鸟一族的生活，享受到公平的社保福利，体面而有尊严地完成自身从勤劳到智慧劳动者的深刻转型。
抛开情绪化的简单利益博弈，他们从不同的维度出发，都是未来推动体制变革的生力军。也唯有真正意义的法治市场经济，才能实现双方利益最佳平衡，最终共赢。
毕竟，今日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才是他们共同的对手。
（作者系《工人日报》要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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