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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风起云涌的暗流和风险，影子银行的扩张、产能过剩的痼疾，以及中小企业长期制度性的融资难题，根子都在于金融改革的滞后和金融垄断。设立民营银行，是推动中国金融的市场化，不是制造新的政府寻租机会，更不是豢养几只观赏的“熊猫宝宝”。
在经过不为人知的神秘“选秀”程序之后，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在内的10家民间资本幸运获得了发起成立5家民营银行试点的历史性机会。
首批试点名额的争夺可谓惨烈。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去年年底，在国家工商总局获得名称核准的民营银行就超过70家，这还不包括各地政府部门推荐的强烈表达设立民营银行并进行认真筹备的其他企业。最终的结果，只有10家企业获得了宝贵的5个指标。5个宝贵的指标，全部花落民营经济和金融相对发达的浙江、上海、深圳和天津，金融相对滞后而又极其希望获得政策眷顾的广大中西部痛失一次和东部之间缩小金融实力的重大机会。
按照银监会负责人的说法，这次民营银行试点的选择，“不是计划模式下的指标分配，也不是行政管理下的区域划分，完全是对试点方案的优中选优。”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历来按照省级行政区划争夺中央政策稀缺资源的路径决定了，获得地方政府的推荐并最终被金融主管部门选中是至关重要的。毋庸讳言，这仍然是一次由地方政府主导，行业主管部门最终拍板的“中国好银行”选秀大戏。
尽管只有少之又少的5家，我仍将之视为打破中国银行业垄断、推动中国银行业真正走向市场化的里程碑之举。众所周知，自1996年第一家由民营资本作为主发起人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成立之后，尽管中国的国有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甚至农商行都经历了股份制改革，引进了民间资本，但无论是国有四大行引进战略投资者，还是城商行等的股改，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民间资本作为主发起人的资格被莫名其妙的剥夺，在近18年的时间里，民生银行成为既具象征意义又颇具讽刺意义的唯一的民营银行孤独地存在着。
可以说，过去的10年，是中国民间资本在银行领域“失去的十年”，形形色色的政策对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管制和防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即使在村镇银行这些国有资本其实并不愿意染指的鸡肋领域，现有的制度依然规定：“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惟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这事实上意味着，民间资本即使要设立村镇银行，必须由作为最大股东的银行也就是国有银行来牵头，否则根本无法成立，种种的“玻璃门”事实上成了民间投资进入银行业的最大的制度障碍。
在这种极其封闭的垄断体制下，尽管中国的银行业自2005年股改以来，并借助金融危机对西方银行业的冲击，从破产的边缘迅速成长为全球最赚钱的银行机构，近几年，中国银行业的利润几乎占了全球银行业利润的四分之一。但中国的实体经济、中国的中小企业乃至中国的金融安全并未因此而受益，银行业依靠“价格垄断”和“准入垄断”这两大利器所获得的暴利事实上成了中国实体经济的巨大负担，即便如此，大量的中小企业仍然很难从主流的金融机构获得融资。地下金融在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同时，也在不断的扩散风险。无论是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崩盘引发的跑路事件，还是2013年的“钱荒”事件都明白无误的昭示，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风起云涌的暗流和风险，影子银行的扩张、产能过剩的痼疾，以及中小企业长期制度性的融资难题，根子都在于金融改革的滞后和金融垄断。
垄断的国有银行体系既无法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更无法保证中国金融系统安全，反而成了中国金融最大的体制风险。因为金融抑制和垄断，导致实体经济和金融发展之间成了两张皮：一方面是实体经济在发展中需要承受极高的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却人为提高银行业的准入门槛，导致金融的短缺。在垄断的体制下，中国金融业最主要的问题是供给不足，唯有放开金融业的垄断，才能在抑制银行业暴利的同时，构建更合理的中小企业融资的途径。也才能真正弥补金融短板，提升中国经济的软实力，在国际经济的博弈中避免瘸腿效应。因此，这次民营银行正式破冰，可谓抓住了中国金融业目前最关键的问题，也是化解中国系统金融风险的真正之道。
应该看到，中国金融业改革滞后的风险已经凸显，但化解风险的正道应该是大力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而不是把门关得死死的，一个封闭的金融系统是没有任何安全可言的。正基于此，民营银行的设立作为一个重大的金融改革命题纳入了本轮金融改革的大框架，并被视为金融改革是否有诚意的标杆和试金石。
民营银行破冰的意义尽管不容否定，但通过控制极少的名额搞所谓的试点，事实上成为最违背改革精神的做法。银监会的负责人一方面承认“民营资本进入银行，法律上本身没有障碍”，另一方面又以实践中“真正由民营资本发起设立还比较少，真正自担剩余风险的并不多”作为要搞试点的借口。说什么“这次试点主要是试行自担风险的新机制。”但事实上，众所周知，我国的银行之所以不承担“剩余风险”，一是因为国有银行的特殊身份，多年来，国有银行的信用等同于国家信用，国有银行无论有多少坏账，都由国家最后担保和买单，这恰恰是我国银行业现有的弊端；二是因为没有存款保险制度。而民营银行作为真正的企业化运营的机构，国家不可能为其信用背书，最好的手段是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而不是通过所谓的试点建立“资本所有者承担风险损失的市场约束机制”。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人为的控制指标、人为的设置试点的类型的坏处就是政府在整个民营银行的设立中具有决定权和话语权，选择哪个民间资本，选择哪个地方的，都由政府说了算，而不是根据市场的需求和原则。面对中小企业巨大的融资缺口，比熊猫还珍贵的5个指标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特别是，在试点的基本理念上，由于天然的对“民营”二字的戒备，这次民营银行试点，在制度设计和民营银行经营能力小心翼翼的限制更是成为本次民营银行试点的一大污点。我们看到，银监会的负责人一方面承认民营银行在身份上和以前的银行一样，享受国民待遇，一方面又通过种种的制度安排限制民营银行的经营范围。比如，根据试点方案要求，民营银行被限定了四种经营模式：“小存小贷”、“大存小贷”、“公存公贷”、“特定区域存贷款”，这就是所谓的对民营银行实行“有限牌照”的体现。所谓“有限牌照”，即限制民营银行的数量和业务范围，这是人为的将银行又分为三六九等：国有银行可以不限范围，有国家信用担保，而民营银行，不仅限制你的范围，一旦出问题，也没有国家兜底，没出生，就已经被列入了另类。很显然，这不是我们需要的金融改革。
设立民营银行，是推动中国金融的市场化，不是制造新的政府寻租机会，更不是豢养几只观赏的“熊猫宝宝”。
当然，打开一个缝，总能透进希望的阳光。民营银行的破冰尽管充满了上述种种的缺憾，但立足于利益博弈复杂的当下，理解、接受并且积极再往前推进一步远胜于牢骚。相信通过各界的努力，加快民营银行成立的步伐，并最终取消行政化的试点，将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银行的权利真正交给市场。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财经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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