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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成思危在发言 |
3月14日，第二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在北京正式开幕，新华都商学院理事长何志毅主持大会开幕式。本次峰会将举行两天时间，除主论坛外，还将举办主题“大师的下午茶”，“风投与中国”，“互联网金融机遇与挑战”，“经济热点与创新思维论坛”四个分论坛。
第九、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风险投资之父成思危在做主题发言时表示，现在有1/3的地方政府还债有问题，但是有人说中央政府有钱，中央政府来买单，那中央政府买单不就是鼓励赖帐吗？
中国经济的增长具有周期性，根据我们做的一些分析，在1986年以前基本上是五年一个周期，以后基本上是十年一个周期，这个周期是从去年开始的，大概是到2023年结束。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经济周期是一个中高速、波动性比较大的周期。第二个周期是从2002到2012，是一个高速增长的周期，这个周期应该是稳定的中高速增长周期。
地方政府的债务也是上一个周期里面积累出来的，原来在2010年7月审计署的报告里面是10.7万亿，2011年温家宝总理的报告里面也是10.7万亿，起码说没有减少，但是在去年中央下决心全国查，查的结果是20.8万亿，这个数字是相当高的，当然总体上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以下是文字实录：
首先，中国经济的增长周期性，根据我们做的一些分析，在1986年以前基本上是五年一个周期，以后基本上是十年一个周期，这个周期是从去年开始的，大概是到2023年结束，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经济周期是一个中高速、波动性比较大的周期。第二个周期是从2002到2012，是一个高速增长的周期，这个周期应该是稳定的中高速增长周期。
李克强总理也讲了，所谓稳定增长就是保住增长的下限，控制增长的上线，所以在这个周期里面，大体上我们会平稳的保持在7%--8%的增长。但是既然是周期，它也会有上升和下降的阶段，我们做了一个分析预测，大概是这个周期的高点可能是2019年，在2019年可能达到9%的增速，但是2019年以后，大概增速会下降。为什么说最高点在2019年呢？主要几个原因。
1、三中全会的决定逐步的落实，国家的经济转型取得一定的成绩。
2、主要领导人积累了更丰富的经验，也树立了更强的治国理政的能力。
3、2018年是我们国家的换届年，一大批新的年轻干部上来，他们也会更努力的去发展经济，努力的去工作，所以我个人估计2019年可能会是一个顶峰。
但是2019年以后，经济会逐渐往下走，这也是正常现象，因为一个是我们的基数大了，2019年我们基本上接近GDP翻两番的目标，基数大了。二是国家的经济环境估计现在是恢复国际经济环境也是有一个变化，那个时候的国家经济环境可能又是处在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环境下。
所以到2023年我们可能的增速可能在7%，甚至7%多一点，整个的增速在7%--8%之间，但是2023年以后，我个人的感觉可能再下一个周期，就会是6%--7%这样的范围内。当然我说预测总是测不准的，测准了就是神仙了，但是没有预测万万不能的，因为你对方向没有一个估计，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十年经济我们大体是这么一个展望。
当前看到我们10年内我们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我个人认为有几个最大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环境。
这个问题现在大家都感觉到它的严重性，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由于上一个周期我们的高速发展，实际上超过了我们自己潜在的能力，所以这样就带来了很多环境的债务，什么意思呢？我们做过两次环境成本的计算，一次是2005年，由于能源效率低，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损失，我们造成的损失相当于GDP的13.5%，而当年我们的GDP只增长了10.4%。
最近我们做了一个2010年的环境成本的计算，2010年的环境成本占GDP的12.5%左右，虽然有所降低，但是还是高于当年GDP的增长。环境成本高于GDP的增长实际上对环境负债，这个债虽然是隐型的，可能会传递很长时间，会影响到我们子孙后代，这样是不可持续的。现在的雾霾天气等等，可以说是大自然、环境对我们的报复。
中央很重视环境问题，下了决心，也是拿出了相当一部分财力来应付这个问题，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是一天能解决的。因为要解决北京的雾霾问题，你就得解决能源结构的改变，减少煤的应用，增加天然气、石油，当然天然气、石油业有限，你要增加新能源的利用。但是从我们国家来看，现在煤占整个比例的70%，天然气、石油占20%，尽管我们有一个很雄心勃勃的新能源计划，可以说是尽量推进新能源，但是因为我们国家太大，所以即使到2020年，我们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也只有从90%左右下降到85%，所以形势很严峻。尽管我们风能接近1亿千瓦的装机能力，太阳能我们到明年按计划要到3500万千瓦，水能2020年到3亿千瓦，还有核能可能要到5000--6000万千瓦，即使是这样我们基数太大，而且我们还要发展。
根据我们中国能源结构的弹性系数，大概是0.7，就是你要保证7%的增长速度的话，你要4.9%，就是将近5%的能源增长速度，所以这种情况下认真的调整能源结构是治本之策。
当然还有我们全社会的生活习惯，这些就不多说了，所以我认为这十年里，我们对环境能不能解决好环境的问题，可能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和对政府最大的一个考验。相对于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来说，这个问题可能是更重要的。
第二个挑战——财政和金融方面。
我讲一个就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地方政府的债务也是上一个周期里面积累出来的，原来在2010年7月审计署的报告里面是10.7万亿，2011年温家宝总理的报告里面也是10.7万亿，起码说没有减少，但是在去年中央下决心全国查，查的结果是20.8万亿，这个数字是相当高的，当然总体上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总体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外乎几个意思，因为现在有1/3的地方政府还债有问题，但是有人说中央政府有钱，中央政府来买单，那中央政府买单不就是鼓励赖帐吗？2009年的时候，第一季度我们的信贷增长了4.6万亿。当时我去一些地方，一些地方同志告诉我们，银行追着我们借钱，你只要有理由就借你一个季度就增了4.6万亿，我们想不借就是傻子，借少了更是傻子，借了还想还就更是傻子了，所以借的时候就没有打算还，所以都等着中央政府买单。中央政府买单就是鼓励赖帐，即使中央政府买单也只能买那些跟民生有关的社保、保障房这些方面，不可能政府建大楼，大手笔的花钱都让中央政府来买单。
再一个变成银行的坏账，这样就更成问题了，现在就是财经办法就是逐步滚动，简单说就是借新债还老债的，但是借新债还老债里面还有还新债的问题，如果真的要解决好这个问题，还是要下很大的工夫。我曾经讲过，美国的次贷是银行把钱借给没有还款能力的个人，中国的次贷是银行把钱借给没有还款能力的地方政府，这也是一种风险。
我们从上面两点看，就是治理环境污染，治理地方政府债务，都是需要用我们新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的一部分去用在这方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可能再去追求一个更高的、更快的发展速度，因为你要应付这些问题。
第三个挑战——我个人认为，还是对于官员政绩观的挑战，我们是不是真正能改变过分地依靠投资这种外延性增长的模式？
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但现在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投资对经济发展是重要的，大家都知道，因为投资可以拉动生产资料的消费，有一部分投资转化成为工资，也可以拉动消费，投资还可以增加就业，这个大家都知道，投资也是最容易增加GDP的办法，因为你只要有投资它就会有GDP。但由于我们过去过分地注重GDP的增长，过分地强调投资，也就带来了一些负作用。
这些挑战是不是对我们是严峻的，但我们的希望是哪里？我觉得希望比挑战还要大，也是三个方面：
第一，三中全会提出来的这些政策，实际上我们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国家的建设当然内容很多，但可以分层次做。
第二，城镇化。城镇化解决的问题是对我们整个国家发展的关键。因为多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以后，农村就可以进行适度农业经营，提高农业的生产力。至少我们可以赶上第二档国家。这个问题是必须要做的，而且中亚提出了，以人为核心，这也非常重要。因为关键问题是，转移农村劳动力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英国是采取跑马圈地，剥夺农民土地，把农民赶到城市做工；美国是采取兼并的办法，有实力的农户兼并贫弱农户的办法；拉美是采取把农民吸引到城市来形成"贫民窟"的办法。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要以人为核心来做好城市化，农村进城以后，你要解决它的住房、社保、子女教育、就业等一系列问题，而且最后要解决他的户籍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很简单的问题，但又是非做不可的。
第三，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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