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工厂给自己制造了大麻烦：巨额的政府赤字。荷兰《新鹿特丹商报》驻华记者这样写道。
直到2008年，中国经济每年达两位数增长，而外债却一直处于合理的水平，仅占国民总值的125%。但2008年之后，在中央投入四万亿对抗经 济危机，刺激消费的政策引导下，各级政府投资热情空前高涨，继而纷纷陷入财政困境，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更是飞速增长。国家赤字到2013年已经达到近10万亿元，占GDP的215%；而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在最近三年增加了67%。该记者声称中国媒体用无聊的文字游戏来描述这一状况：“红色的巨龙退化为深陷赤字的龙”。中国政府及国家金融分析家们都对此表示担忧。
该文章以山东威海乳山市为例。几年前当地投入巨资兴建了可供65000人居住的高档住宅区。如今竣工已经一年半，入住的还不到700户家庭。由于后期资金短缺，住宅区的配套措施十分匮乏：没有自来水，没有垃圾收集站，没有学校，商店和医院，当地也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很多人要每天往返四个小时去青岛上班。冬天按照规定住宅区要有30%的入住率才能集中供暖，而这里远远达不到这个比率，于是各家只能自己想办法取暖。谈起这种种不便，居民们都怨声载道。
文章指出，中国国内象这样的“鬼城”还不在少数。数十个市及数量不详的省不得不查办当地官员，停下在建项目。有些城市仿照美国没落的汽车城底特律的做法，把养老基金挪用以填补财政漏洞。在甘肃和青海省，政府工作人员被要求向自己的亲朋好友募集资金，否则将面临被辞退或领不到养老金的处罚。中国报纸几乎每天都报导地方官员费尽心机揽钱的各种招数。
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日渐增加的负债感到担忧，尤其是其增加的速度。有人将其比喻为不断加速的列车，如果速度过高就会因刹不住车而出轨。即便是中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也无法承受负债的增长长期高于经济增速。另外坏债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官方的数据是1%，但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远远不止，他们估计在某些领域可能会高达40%。尽管在2011年中央就要求银行对地方政府收紧银根，可“天高皇帝远”，地方领导需要贷款来维持当地经济的高速增长。他们通过在金融界企业界的关系以及民间投资渠道绕过该政策间接获取投资，这种非正式贷款总额大约会有20万亿元。在他们看来，中央肯定有一些高层领导为此夜不能寐，但对外却装作若无其事。因为一旦这种忧虑在社会上传播开来，很可能会引发金融恐慌。作为全球第二经济体，世界工厂的中国陷入金融危机很可能将刚刚有所复苏的全球经济拉入更深的危机之中。
新上任的总理李克强察觉到这种形势不可持续。他不相信之前的审计报告，派出了55.4万名审查员重新进行审查。2014年年初，对两万六千个地方政府的审计报告出台，引起了国内国外的重大关注。美国著名投资者索罗斯公开发表了他对此的不安。专家们一方面肯定中国政府终于正视不良贷款问题，另一方面对问题之严重非常忧虑。高额的不良贷款阻碍了退休金，医保和教育改革所需要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必要的经济体制改革因此而资金短缺。“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老板都认为中央政府肯定会解决这个问题，到危机时刻绝对不会见死不救，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的教授朱宁指出。他看到很多省市由于没有资金，只能眼看着一些高科技或有着巨大影响的企业倒闭而无法给予支持，如江苏的造船业和太阳能企业。而江苏省的经济总量和土耳其相当。朱教授预计未来大批企业的倒闭不可避免，尤其是中小企业。
更严重的问题是各级政府如同毒瘾般对本地增长率的追求。GDP对他们个人的升迁，地位和待遇都有着重要影响。直到不久以前，他们的工作业绩主要由经济增速来衡量，而不是控制赤字以及环保等因素。中央政府对此也有责任，因为他们要求地方四分之三的财政收入上缴国库，上缴的数量越多政绩越突出。工业的产能过剩和基础设施的过度开发在形成赤字的同时造成了大量浪费也对环境及生态破坏严重。
解决财政赤字的一个方法是各地政府一起向国外银行及投资者发放债券。但这就意味着至今无人了解详情的“黑匣子”必须打开，真实的数字将展示在国人面前。而透明公开从来不是中国政府的强项。但无论如何，这种现实是不可持续的。朱教授认为，中国必须调整经济增长速度，控制债务，政府对于国民经济的指导和调控方式都要进行根本性的调整。
对于中国财政赤字的问题西方经济学家也存在不同看法。有些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十分稳健，虽然钢铁等工业存在产能过剩问题，但一些和国民经济息息相关的产业，如汽车业还处于健康的高速发展时期，硬着陆过于危言耸听。无论对现状的分析如何，毫无疑问的一点是今后几年经济结构和体制的改革成败不仅关乎中国自身的发展，还将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影响。
部分内容来自荷兰《新鹿特丹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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